作者丨郭亨宇
佘璐蕓覺得很多事情自己還沒想清楚——對她來說這是件好事，因為她覺得秉持某種不容置疑的概念生活著的年輕人是無聊的。
1 月 20 日下午三點半，佘璐蕓一襲黑衣，頂著亂糟糟的頭發出現在北京望京街頭。她長著一張臭臉，不說話時看起來像在生氣。
這天，她要去參加一場試戲。這是一部學生作品，導演是一位就讀于北京電影學院的女生，也是佘璐蕓的朋友。在這部作品里，佘璐蕓扮演一位破產的中產階級女人，不找工作，以變賣家具為生。而在現實生活中，這個 1997 年出生于深圳的獅子座女孩就讀于中央美術學院實驗藝術系，今年大三，是個小有成就的青年藝術家。
試戲過程中，大部分時間屬于導演和男演員。佘璐蕓盤腿坐在椅子上，咬著右邊的一縷頭發。除了搭戲，她基本不說話。覺得無聊了，就起身逗貓。貓的名字叫加州，黑白條紋，矯健漂亮。佘璐蕓喚它的名字，把貓抓到懷里，貓跳走，她再抓回來，反復幾次，她索性用小臂把貓緊緊摟住，騰出兩只手捏貓的臉頰。
她覺得貓愿意窩在她懷里了，一松手，貓又躥到了房間另一頭。
或許是因為早早敲定了讓她演女主角，這天下午，佘璐蕓對試戲并不起勁。她的精力更多分散給了一個將在 1 月 23 日上線的線上展覽。展覽由擬像空間——一個位于北京的藝術家團體主辦，佘璐蕓是策展人之一。他們打算把展出的作品放在微信公眾號后臺，只給觀展者拋出作品的文字介紹，觀展者要找到隱藏在文字中的“關鍵詞”，通過后臺回復正確的“關鍵詞”才能查看作品。
佘璐蕓想盡可能把這個線上展覽做得好玩，她想把關鍵字的設置和引導人們尋找關鍵字的過程，設計成一個能勾人玩下去的文字游戲，但設計了好幾版，還是覺得這個游戲“笨笨的”。
設計游戲不太像佘璐蕓該干的事。去年 10 月，她因為做了一個叫“當代藝術驅動器”的電子裝置，成了班上唯一一個做了暑假作業的人；而通過賣“當代藝術驅動器”，她也成了班上率先達成“月入十萬元成就”的人。
在這個“小有成就的青年藝術家”看來，藝術家不過是一份職業，沒什么好清高的；她不喜歡“藝術家”這個詞在一些語境下變成一種揶揄，成為藝術家也并不可恥。如果非要說一個生活的目的，那么她的目的就是打破人們對“藝術家”的幻想。
藝術家能賺大錢也不錯
佘璐蕓的“月入十萬”來得猝不及防。
2020 年暑假，她回到深圳。導師沒有留作業要求，她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就開始做白日夢，希望有一個有求必應的“小伙伴”源源不斷地為她提供藝術創意。
最初，佘璐蕓只希望能做幾個機器幫自己想主意，但在和其他同學的聊天過程中，她意識到“沒有主意”不是她一個人的煩惱。于是，她向經營電子加工廠的父母求助，問他們能不能幫她做這樣一個裝置，父母同意了。“當代藝術驅動器”的構想開始慢慢成形。
佘璐蕓想自己撰寫一份“創意清單”，但她不擅長文字——第一次高考時，佘璐蕓的語文只考了 50 分，她形容自己上大學前的文字表達是“完全混亂的”——于是她開始翻看大量藝術類書籍，從展訊、藝術批評和微信公眾號文章里摘取各種各樣的“藝術套話”。閱讀過程中，“當代藝術驅動器”的最終面目逐漸清晰。
佘璐蕓清楚，這個裝置并不能真正給藝術家提供點子，干脆賦予了它一種諷刺意義，用于解構當代的藝術闡釋體系。
設計完成后，佘璐蕓還得自己學編程。她問懂計算機的朋友，不同的功能要用什么代碼實現，再自己一個一個敲。最后，她到工廠督工，看著電路板在流水線上打孔、上錫、加元件，變成一塊完整的裝置，她自己還給 100 多塊裝置導入了程序。
這是一款能隨機生成 680000 條藝術闡釋的電子裝置。大小相當于一塊電子表表盤，由一塊電路板、一個長條狀的顯示器、一個開關和一個按鈕組成。使用者每次摁下裝置上不起眼的四方形按鈕，裝置就會自動從詞庫里組合出一句諸如“擴展無人問津的新聞”、“解釋有權力的覺”這樣意義不明的短語。這個四四方方的小東西很輕，拿在手里時，就像捧著一塊餅干。為了方便攜帶，佘璐蕓給電路板打了一個小孔，喜歡它的人可以穿上鏈子，掛在腰間、胸前，或者其他任何想掛的地方。
佘璐蕓最初只打算做 100 個——這是加工廠流水線運作一次所能做的最少數量，說到底，它只是一份作業。但對她母親而言，廠里做 100 個和做 400 個成本幾乎等同。于是，第一批“當代藝術驅動器”就做了 400 個。佘璐蕓一開始沒打算怎么賣，“可能就送送朋友，有時參加集市帶過去賣幾個，我還覺得 400 個肯定太多了。”
回北京后，佘璐蕓私下送了幾個給朋友玩。她看著朋友們認真玩自己做出來的東西，有些意外。她說，之前在創作過程中想找人討論，但很多人對這個作品沒什么興致：“我還覺得它不會太受歡迎。”
2020年 11 月初，佘璐蕓參加了木木美術館舉辦的野生青年藝術節。那天她帶了幾個“當代藝術驅動器”擺在現場作為展示。有人路過時，問了她一嘴“這個東西怎么賣”。佘璐蕓愣了一下，算了一個剛好能覆蓋掉成本的價格，告訴對方一個賣 128 塊錢。
結果一天之內，她拿到了三百多張訂單，把剩下的“當代藝術驅動器”全部賣完了。
“我特別激動，跟我媽說這東西賣得不錯，讓她再做 400 個，結果我媽也是牛逼，當時就讓廠里生產了 2000 個，還加急寄到我手里。”那一個月，佘璐蕓覺得自己就像個開淘寶店的，每天都有各種“來路不明”的人加她微信要買“當代藝術驅動器”，她幾乎從早到晚都在發貨。
那一個月，她賣出了一千多個“驅動器”，收入超過十萬元。
“我媽就說，你靠這個能養活自己，我們就不給你打生活費了，我當時說，‘好啊’，我以為她是開玩笑的，沒想到后來就真的不給我打生活費了。”佘璐蕓告訴全現在。
在集市上賣“當代藝術驅動器”的佘璐蕓
“當代藝術驅動器”的反響超出預期太多。那之后，有人想約她做采訪，有人想讓她直播帶貨。佘璐蕓拒掉了很多邀約，但礙于情面還是接了一些。一方面，她覺得藝術能賺錢不是壞事，因為自己“挺愛錢的”；但另一方面，她的生活節奏被完全打亂，沒有更多精力去做新的作品。
那段時間，她的微信經常轉發和“當代藝術驅動器”相關的內容。直到有一天，一位老師在學校里叫住了她，說了一句：“佘璐蕓你可別飄了。”
佘璐蕓瞬間惶恐起來，“當時我也沒覺得自己飄了，但他那么一說，我就覺得我肯定是飄了，反思了好久。后來我又去找這個老師，他說，他其實就是隨口說了一嘴。”
再后來，她變得不太喜歡談論“當代藝術驅動器”，突如其來的暢銷和在青年藝術家圈外幾乎沒有人知道的名氣就已經讓她厭煩。她不想讓“當代藝術驅動器”變成一種局限：“我不想以后人們聊到我就只有一個‘驅動器’，也不想就這樣確定我今后做實驗藝術的材料，其實，我也不想用固定的一種材料來做藝術。”
藝術家的童年并不十分美滿
佘璐蕓制作“當代藝術驅動器”的材料，是一種叫 PCB 板（印刷電路板）的工業原件。
在設計時，她刻意地沒有給“當代藝術驅動器”加裝外殼。電路板、元件和電池統統暴露在外，能看見，能被觸摸。佘璐蕓覺得，這樣有一種來自“第二工業”（secondary industry，即加工業）的美感，有更重的“賽博”氣息。
佘璐蕓對“第二工業”的癡迷源于童年記憶。2009 年，小學六年級的她在父母開辦的工廠里賺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當時，佘璐蕓想要一臺 90 塊錢的滑板車。她去找媽媽要錢，希望借此向媽媽傳達一個消息：“別的小朋友都有零花錢，但是我沒有”。媽媽讓佘璐蕓自己打工掙錢，她打了一天工，拿到了 150 塊錢的工資。
在小學到初中的前幾年，佘璐蕓放學后經常到電子加工廠等媽媽下班，需要零花錢就靠打工自己掙。當時的工廠自動化程度還不高，有很多活需要人力。小孩子視力好，手也穩，可以做很多往電路板上安置微小元件的活計。
工廠、流水線、電子元件這些元素，直到現在都影響著她的審美。
家里生意很忙，佘璐蕓又是獨生女，被散養的她比同齡人更早地獲得了“找自己喜歡的事情做”的自由。上初中后，她開始向爸媽要一點錢，報周末的畫畫培訓班。
彼時佘璐蕓開始展現出某種反叛的氣息。當時女生流行剪“波波頭”，她也嘗試了一次，結果剪完后覺得自己“看起來很蠢”，就讓理發師把頭發再剪短一點，剪到露出耳朵。剪到最后，佘璐蕓看起來就像個男生。
頂著男生頭回到學校，一位女同學悄悄問她：“你是不是 T？”佘璐蕓回應以“輕蔑的一笑”，不置可否，轉頭上網搜索“什么是 T”，才知道那是女同性戀的一種稱謂。
她知道自己喜歡女生，只是不知道“T”代表什么。“大概在我六年級的時候，我就知道自己喜歡女生。”佘璐蕓回憶，“直到一天有個女生問我，知不知道什么是同性戀。我聽到這三個字的時候，不用解釋我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也突然知道喜歡兩個字是什么意思了。”
最初她因為這件事情哭過，覺得自己不正常。直到網絡上開始出現“腐女”這個群體，借由各類網絡文學，同性戀群體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去妖魔化，佘璐蕓才“彎”得安心了一點。她變得咋咋呼呼，自由散漫，還經常在初中生上演“熱血高校”的打群架戲碼時被叫去撐場子。
就這樣一直晃蕩到中考臨近，她才發現以自己的成績上不了任何一家深圳的公立高中�？记�，佘璐蕓被老師叫過去罵了一頓，老師說：“你能不能不要參加中考，拖低我們學校的平均分，你不是會畫畫嗎？不是有什么美院附中那樣的（藝術類高中），你去考那些學校。”
抱著“考一下試試”的心態，佘璐蕓考上了一家四年制的藝術類高中。
上高中后，佘璐蕓覺得有點沒意思了。她告訴全現在：“深圳的藝術高中其實是比較業余的學校，除了教你畫畫，不會給你傳授一些藝術史之類的知識。”
那段日子，佘璐蕓的父母開始鬧離婚。在婚姻中得不到回應的母親變得十分依賴佘璐蕓，經常不分時段地給她打電話傾訴，很多事情都要她幫著做。離婚牽涉到財產轉移，佘璐蕓最忙碌的時候一天跑了無數趟銀行，并為此辦了十幾張銀行卡。
最后她實在顧不過來，索性給父母找了個律師，讓他們離婚，“但最后他們也沒離。”
家庭的瑣事就像驅不散的烏云，佘璐蕓只能用“更認真地畫畫”抵御煩躁。她開始萌生逃離家的念頭，在高二的某個假期，她來北京追星，順便找了個畫室，打算完成學校布置的假期作業。
在畫室，佘璐蕓發現有不少藝考生都以“央美”為目標。當時畫室有一個專門為藝考應屆生準備的重點班，佘璐蕓就冒充應屆生混了進去。因為畫畫水平還可以，老師也沒有識破她。
2017 年，佘璐蕓第一次高考因為文化課分數不夠，沒能考上。她準備復讀一年繼續考。結果第二年，一個已經考上美院的女朋友找她傾訴，她才發現美院遠沒有想象中的有意思。
“當時我知道了，即使你上了美院，做的東西還是沒有改變，依然要去‘抄調子’。”佘璐蕓說。“抄調子”是藝術生圈的“行話”，指在素描的時候，看見什么東西就如實地按照事物本來的面貌在紙上重現。藝考前，老師會反復強調不要“抄調子”，這是藝考中被視為下乘的做法，意味著畫畫者對事物本身的理解僅停留于表面，沒有按自己的理解對客觀事物進行藝術加工。
“但實際上，學再多畫畫的技巧和觀察的方法，最終也只是學會了更高級地去抄調子。因為事物事實上就是這樣子。”佘璐蕓意識到，如果這條路繼續走下去，后續的人生可能永遠都在干這一件事情——就是畫畫，“抄”客觀事物的“樣子”。
她不想考大學了。
她想找到一個新的方向。2017 年，佘璐蕓去了一趟意大利威尼斯和德國卡塞爾，看了威尼斯雙年展和卡塞爾文獻展覽，接觸到了實驗藝術。“一切東西都太牛了，直接沖擊了我”，她找到了自己想做的東西，接下來的一年，佘璐蕓如愿以償考上了中央美術學院實驗藝術系。
藝術家更多地憑借直覺
進入大學后，佘璐蕓大部分時間花在作品上，不像其他同學總有那么多彷徨。
她將其歸功于自己緩慢的成長速度：“我從小到大經常留級，小學四年級留級、初中二年級留級、高中留級，所以我跟現在的同學最大的不一樣是我年紀很大，而他們可能還在過青春期。我就比較踏實。”
踏實并不意味著墨守陳規。上大學后她和另外兩個女生組了一支叫“淡水兔”的樂隊，學會了紋身，大一至今所創作的作品更是充滿諷刺意味。
例如用馬克筆在一尊大衛的石膏頭像上，點上各種在中國傳統面相學中被視為壞預兆的痣，配上“大衛你現在無法戰勝歌利亞”的闡釋；例如把咖啡豆、女性性玩具和光盤封進石蠟里，做成假書籍，諷刺書籍在成為消費品后，擁有大量書籍給人帶來“富有知識”的虛幻感；例如因為自己對藝術市場的懷疑而拍攝的一段與“逃離”有關的影像。這些作品甚至有一部分是她隨手促成的——有時擔心作業不過，她會憑借直覺做幾個沒有過多考慮的作品，結果這些作品反而得到了老師的褒獎。
有一次，佘璐蕓的“淡水兔”樂隊在酒吧表演的時，和一位陳姓顧客起了爭執。
小陳不滿“淡水兔”樂隊的歌沒有歌詞，直言佘璐蕓這些藝術學院的學生“占著茅坑不拉屎，形式大于一切”，他認為搖滾樂的關鍵在于有所表達。佘璐蕓不爽，她在另一個晚上找了十來個人去酒吧里圍著“小陳”問了 100 多個與“表達”有關的問題，并把過程錄下來，變成了一段“探討表達”的影像。
最后他們和小陳和解，小陳請了在場所有人一杯 shot，這段影像也成了佘璐蕓的作品之一。
佘璐蕓不愛談論宏大的、概念化的大詞，不愛用喊話的姿態做激烈的表達，覺得“解構”已經被用爛了。但與此同時，她的作品又是叛逆的，這種叛逆更多通過懷疑來表達——對既定規則、對時代、對習以為常的概念，甚至對自己所創作的作品，她都抱有一種懷疑態度。佘璐蕓覺得很多事情自己還沒想清楚——對她來說這是件好事，因為她覺得秉持某種不容置疑地概念生活著的年輕人是無聊的。
2021 年 1 月 13 日下午，佘璐蕓又一次做了一個“憑借直覺”的決定：她要去剪個頭發。
她最近正在過晝夜顛倒的混亂生活。當天下午，她有一個簡短的會議要參加——青年文化媒體“BIE 別的”邀請佘璐蕓參加 2021 年 1 月 24 日在武漢舉辦的線下集會，屆時她將帶著她的新作品：“2020 實際存在”前往集會，在那里展出、販賣。
參會之后，她溜達到了三里屯，被一家美發店的推銷員攔下。推銷員跟她聊了一些與形象有關的事兒，說她的頭發該打理了。佘璐蕓覺得挺有道理，跟著去了。
她已經有一年沒剪頭發，之前燙的羊毛卷不加打理退化成了大波浪，染黃的部分褪到發尾。“確實該考慮一下漂亮的事”，她說，“我已經很久沒想過好不好看這件事了。”
洗頭的時候，她拿著手機拍了張頭發沾滿白色泡沫的自拍，發了條微博。那幾天，她發微博的頻率很高，因為困擾她的事情很多，發微博是一種微型的宣泄。
最困擾她的，是新作品“2020 實際存在”。這是一個和“當代藝術驅動器”不太一樣的裝置，收錄了 2020 年 366 天里發生的 366 件事。機器打開后，使用者每按一下按鈕，機器就會按時間順序跳出一個事件，從 1 月 1 日開始到 12 月 31 日結束。最后，機器會提出一個問題：“你確定 2020 實際存在嗎？”如果使用者選擇確定，機器會開始自我銷毀，變成一塊廢鐵。
“2020 實際存在”的電路板設計圖，外形是一個問號
想做“2020 實際存在”的念頭來自于 11 月她參加的一堂詩歌課。對于 2020 這一年，她想做點什么，但一直沒想好該怎么做。直到詩歌課上，她誤打誤撞寫了一首題為《2020 實際存在》的詩，這個想法才慢慢在她腦子里長起來。
推進工作沒有想象中順利。當時， 366 個事件已經定下來，但具體到每個事件，她不想用板正的新聞標題形式去闡述，同時，她也想在社會新聞和一些不那么公共的個人事件中找到平衡——全部都是新聞事件，會失去對具體個體境遇的關懷。整體性也是個問題，事件的編排需要節奏感，這關乎事件前后的關聯和事件帶來的情緒。說到底，“2020 實際存在”還是一件裝置藝術，藝術性不能為表達讓路。困擾多了，她甚至開始懷疑這塊裝置能否回應“2020 是否實際存在”這個問題。
受其他文創日歷的啟發，佘璐蕓在每個事件前會加入一個“宜某事”或“忌某事”的詞條。1 月 13 日這天，她原本應該把全部詞條完成，但洗頭的時候，還有半年長的詞條是空白。她知道再拖延下去將趕不上活動，決定在當天一鼓作氣把詞條解決掉。
藝術家也需要趕DDL
入夜后，佘璐蕓要去朋友家吃晚飯。最近她剛搬完家，新家的洗手間壞了，她沒法上廁所也沒法洗澡，只能四處游蕩投靠不同的朋友。
等朋友做飯的間隙，佘璐蕓掏出電腦寫詞條。她做了一個石墨表格，除了“注意事項”一欄，大部分已經填滿。給每個事件配上“宜 XX”或“忌 XX”已經不新鮮，她想做些不一樣的，“注意事項”是一種能引起共鳴的對事件的反應，又不能過于直接。她一邊寫，一邊抓頭發、皺眉、搖頭，高亮的光標在屏幕上一格一格往下跳，跳到“人民日報海外版慶祝‘國際不再恐同日’”的條目上，佘璐蕓停留了片刻，敲下了“忌兩面三刀”五個字。想了想，又把“忌”改成“宜”。
寫了一會，她把白色毛線帽拉到遮住整個臉，平躺在不太干凈的地毯上，等靈感自己冒出來。
吃完晚飯已經近十一點。佘璐蕓還要和朋友去 KTV 唱歌，她要在 KTV 包廂里完成 6 個月詞條的撰寫。她說她有多動癥，當周遭變得很吵鬧時反而更能讓她專注。她的朋友告訴全現在，這種事佘璐蕓沒少干過，一次他們去酒吧玩，朋友在蹦迪時她在邊上看法國哲學家薩特的書。
出發前，佘璐蕓大聲宣布：“今晚不準搖滾，不準民謠，今晚是華語樂壇專場，我要從華語樂壇汲取靈感。”進入包廂后，佘璐蕓很快擺好了創作架勢。起先她還會邊唱邊寫：雙手握著麥克風，唱到歌詞觸發她創作靈感時就趕緊坐下，騰出一只手飛快地敲擊鍵盤，然后繼續唱。后來，她索性窩在沙發上，麥克風抵在下巴，專心寫詞條，遇到會唱的歌哼哼幾句。偶爾想不起想要的詞，捏起拳頭輕輕捶打鍵盤。
這兩小時可能是佘璐蕓近來創作最順利的時候，光標最終跳到了 2020 的最后一天。她讓朋友點一首五月天的《干杯》，邊聽邊想。大概半首歌過去，她突然在屏幕上快速敲下“宜退步”三個字，對著麥克風大喊一聲“搞完啦”，發泄地把帽子摔在地上，推開電腦，認真唱完了《干杯》。
當晚的工作完成了。佘璐蕓給導師發完文件，整個人垮在沙發上，臉上帶著滿足的微笑。
后續的日子依然被瑣碎的忙碌填充。1 月 20 日晚上，距離去武漢不到 48 小時，佘璐蕓試完戲回到家做最后的準備，等待工程師回復“2020 實際存在”的開發進展。在北京朝陽區的一間復式里，佘璐蕓獨享著唯一一間面積不到 20 平方米的隔斷間，裝滿創作材料的箱子分散堆積在房間外的過道、陽臺和廚房。一臺 PS4 游戲機壓在電腦音箱底下，混在創作材料中的手柄積起了一層灰，太久沒碰的 Switch 電量用盡，安靜地躺在床頭柜里。
一直等到晚上十點，工程師才打來電話，告訴她原先設定好的文本內容因為長度和格式問題無法在機器上正常顯示，需要馬上修改。佘璐蕓慌了神，原本她已經算好時間，卡著點剛好能在 demo 版機器出來的時候趕上集會。
沒有什么取巧的辦法，佘璐蕓只能一條條校對修改。兩小時內，佘璐蕓蹲在椅子上抽著煙，把 366 條文本格式改好，編輯其中過長的詞條，再重新發給工程師。
趕完工已經過了零點，佘璐蕓坐在地上放松，思考要不要給自己點個外賣。
她總能讓自己感到自在。佘璐蕓似乎在踐行“想干嘛就干嘛”的信條，生活中充滿了“臨時起意”。突然興起一個人租車到雪場滑雪，約好采訪后被推銷員打動去剪頭發——一個個撒野的片段像一張張切片，構成了她的生活。
當被問起對藝術家的看法時，佘璐蕓記起老師曾教授過她：“藝術家要學會造自己的人設，要控制采訪你的人”，但她不在乎。至于不在乎的理由，從她的認知里能搜索出很多答案，或許是解構主義對她的影響，她覺得那種“把一切不負責任地拋向空中”的態度“狂歡且帥氣”；或許是對秩序的反抗，也或許是對“權威”姿態本能的懷疑。但當時，她給出了最簡單的一個：
“因為我還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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