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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評論

    趙思運:延安整風前后的魯迅藝術學院

    2012-10-01 14:16 來源:中國南方藝術 作者:趙思運 閱讀
    延安整風前后的魯迅藝術學院

    趙思運

        摘 要:延安整風成為延安時期乃至20世紀中國歷史的重要分水嶺,此前此后的魯迅藝術學院的教育方針、審美觀念和精神風貌迥然不同,清晰地勾勒出戰時狀態下文學教育的縮影。由于20世紀30年代的延安社會是典型的現代兵法社會兼戰時軍事共產主義模態,魯迅藝術學院等院校的性質是政治規約高于文化傳承,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具有獨立精神、追求科學與真理的學術人才,而是培養更好地服務于戰爭的工具。魯藝也曾探索學院化、正規化的教育之路,但在一個高度政治化和軍事化的生存空間里,延安魯藝及其每個人都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經受著種種考驗與變異。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周揚、文學系主任何其芳以及教員周立波等人的轉變正是典型體現。
        關鍵詞:魯迅藝術學院  學院化  延安整風  周揚  何其芳
        作者簡介:趙思運,山東鄆城縣人,華東師范大學文學博士,浙江傳媒學院文學院教授、文化創意學院教授,研究方向:20世紀中國文論史案研究,世界漢詩傳播研究。
     
            Title: Yan’an Lu Xun College of Art before and after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Abstract: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tershed in Yan’an period and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 The education policy, aesthetic idea and mores of Lu Xun College of Art changed drastically after rectification movement, and it became the miniature of literature education under wartime conditions. As Yan'an in 1930s is a typical society of  wartime communism modal, Lu Xun College of Art focuses on political disciplines more than cultural inheritance.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s not to cultivate academic talent with an independent spirit of scientific and truth pursuit, but to develop the better tools of war. The way of formal education has been also explored, but in a highly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pace, in which Lu Xun College of Art and everyone experienced the various challenges and changes in the movement. The paper examines the lives of some figure, and concludes that Zhou Yang, dean of Lu Xun College of Art, He Qifang,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Zhou Libo, etc are the typical embodiments of those changes.
            Keywords: Lu Xun College of Art    regularization of the Colleg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Yan’an    Zhou Yang    He Qifang
            Author: Zhao Siyun, Ph.D.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reative Culture and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Zhejia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world Chinese poetry. 
     
     
            延安整風成為延安時期乃至20世紀中國歷史的重要分水嶺。20世紀30年代,中華民族正值危亡之秋,當時最大的政治就是國家和民族的獨立。于是,國家、民族、戰爭都以革命價值理念為核心,共同澆鑄到一個整體,個人必須服從于國家和民族的需要。各種學校亦如是。當時,在延安創辦了各種院校,如延安大學、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黨校、陜北公學、馬列學院、軍事學院、自然科學院、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澤東青年干部學校、行政學院等。此時的學校問題不僅僅是文化教育問題,而更多的是政治問題。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對于學校教育具有深遠影響。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審美觀念、教育路向和精神風貌等方面,在延安整風前后迥然不同,極具典型性。
     
            魯迅藝術學院的成立首先是一個政治事件。1938年1月,由于一個紀念“一·二八”六周年的抗日戲劇深深地觸動了毛澤東,毛澤東遂產生了創辦戲劇培訓班的想法,后來辦起了魯迅藝術學院,于1938年4月10日舉行了成立典禮(1940年改為魯迅藝術文學院)。毛澤東是成立魯藝的第一個發起署名人,另外的幾個發起人如周恩來、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揚等也都是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等中共領導多次到學校做講話、開座談會。剛剛成立魯藝的時候并未明確院長,只任命了副院長沙科夫兼教務長。在一般人的心中都認為毛澤東是院長。毛澤東領銜于1938年2月發起的《成立緣起》說:“藝術——戲劇、音樂、美術等是宣傳鼓動與組織群眾有力的武器。藝術工作者——這是對于目前抗戰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養抗戰的藝術工作干部,在目前是不容稍緩的工作”(李書磊 150)。魯藝的教育方針由中宣部擬定,經中央書記處通過。教育方針規定:“以馬列主義的理論與立場,在中國新文藝運動的歷史基礎上,建設中華民族新時代的文藝理論與實際,訓練適合今天抗戰需要的大批藝術干部,團結與培養新時代的藝術人才,使魯藝成為實現中共文藝政策的堡壘與核心”(郝懷明 58)。最初的學制是:入校三個月,然后去前方或部隊實習三個月,再返校三個月即畢業。這就決定了魯藝的性質只是干部短期培訓班性質。1939年5月,毛澤東出席魯藝成立周年大會并題詞:“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1940年4月10日,魯藝二周年紀念日,毛澤東題寫新的校名“魯迅藝術文學院”,并題寫校訓:“緊張、嚴肅、刻苦、虛心”。這些都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對學校的意識形態化管理,政治行政力量自始至終地介入到魯迅藝術學院,從指導思想到教學理念到課程設置等等。魯藝的目的不是發展藝術,而是更好地發揮藝術的政治作用。
            魯迅藝術學院及其他院校都受制于當時延安的社會文化環境。20世紀30年代,延安的社會模式可謂典型的現代兵法社會。這個兵法社會既接續傳統兵法社會的特點,又具備了共產國際的軍事共產主義特點,所有的人都被編制到軍伍之中,全民皆兵。延安的學校也一律是軍事化管理,師生都是戰爭機器上的必要零件。各個學校采取供給制,物質需求減到極限,個人私產幾乎不存在。與簡單的物質生活相關的是精神生活的簡單與統一。海倫·斯諾在回憶錄《我在中國的歲月》里寫到:“清教主義、禁欲主義以及斯巴達主義的哲學,主宰著延安的一切”(481),“在這支道德上極端拘謹[a1] 、紀律非常嚴明、為革命不惜犧牲一切的軍隊里,一切羅曼蒂克式的風流韻事,不得不盡量避免[…]他們似乎生活在一支童子軍里”(481)。“[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極端的、清教徒式的節制和嚴格的道德觀念,[a2] 是爭取民眾的綱領計劃的組成部分”(481)。“最重要、最非同凡響的,是前線部隊及其政治領袖們那種確實令人難以置信的集體主義精神”(484)。 延安政府借助集體的力量,使苦行主義作為價值觀念內化到每個人的心靈深處,加強自我約束,并把苦行主義倫理化,從而上升為一種道德觀念。人們為了未來的自由而獻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是值得的——這種觀念深入人心,“自由”作為價值反而被手段所異化,手段成為一切。“自由”的獲得不是靠個人人格的自由實現,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我的喪失為代價。
            在這種戰時軍事共產主義社會形態中,教育的目的主要的不是培養具有獨立思想、勇于追求科學和真理的人才,而是培養更好地服務于戰爭的工具。辦學的政治實用主義傾向是很明顯的,所有的課程都在于使學生為抗戰服務。雖則名曰“大學”或“學院”,實則是抗戰短期訓練機構,沒有任何學院氣息。世界學聯代表團在訪問延安時,延安抗大曾經授予他們“博士學位”的榮譽,恐怕這種事情在世界其他大學極少見到。“‘集體生活’和‘互相幫助’成為提高學生整體教育水平的重要原則。學習上雖有競爭,但不鼓勵夸大‘天才’和‘個人名望’。學習被訓練得不懼怕批評。他們認為,自我鑒定和自我批評對于進步非常重要”(江文漢 337)。魯藝的文學教育,也不能把文學當作專業,而是把文學逐漸改造為政治斗爭和戰爭的工具,不是強化文學自身的質地,而是逐漸消解文學的獨立性。文化教育成為群眾運動的一種政治方式,群眾原則取代了民主制原則。
            與此相適應,魯藝人的審美觀念也是樸素的,崇尚不事雕琢的美。吳伯簫的散文《記一輛紡車》有過描述:“衣服只要整齊干凈,越樸素穿著越隨心。西裝革履,華麗的服飾,只有在演劇的時候作演員的服裝,平時不要說穿,就是看看也覺得礙眼,隔路。美的概念里更健康的內容,那就是整潔,樸素,自然”(40)。1939年6月,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在北美協會的授意下,派遣江文漢等人到延安訪問。江文漢談到過他在延安的尷尬。在一個晚會上,坐在毛澤東身邊的一個15歲的小女孩,是魯藝的學生。她與毛澤東交談時使用的全是熟練的意識形態話語。江文漢由于穿著太“洋化”而遭到小女孩的責問:“你住過窯洞嗎?你吃過小米飯嗎?你穿過草鞋嗎?”好像她自己才是真正“典型的中國人”(江文漢 345-346)。延安的一切都被意識形態化了。
     
            戰時軍事共產主義對于文學教育的要求未必能夠完全一致地得到貫徹。因為知識分子在延安占的比例是非常大,絕大部分是來自大后方的文人和知識分子,有一些人繼承了“五四”精神的獨立精神和自由主義價值觀念,他們與延安政治規范的沖突不可避免。下面是延安大學教育處統計各個學校學員的來源情況:
    院別
    學員來源
    行政學院 魯藝 自然科學院 母親班 總計
    大后方 75 178 51 69 373
    陜甘寧邊區 735 18 1 5 759
    其他根據地 43 94 5 5 147
    敵占區 6 15 2 0 23
    附注: 此表所列地區系指工作地區,而非指籍貫。 1302[a3]
            這些數據決定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活力與獨特性。文人的思想一般要比其他延安人更為活躍。一些文人懷著對革命的浪漫幻想和熱情參加革命,但是面前的革命環境和組織性與他們想象的革命情景并不一致。嚴酷的現實打破了他們的浪漫幻想,必然會出現落差。革命定律與文人的思想立場未必一致,革命要求“文人”轉換身份為“戰士”,于是,身份的變化也使相當多的人不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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