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沉痛”之類的字眼與蘇珊·桑塔格的名字相并置是不太適宜的，哪怕是用來憑吊她的逝去。她的一生是對生命最為熱烈的禮贊。她的高傲、自信與堅定是攝人心魄的，她的博學、睿智和才華是奪目的，而她的激情、詼諧和熱忱是感人至深的。
面對令人哀傷的時刻，她的書寫或格外沉靜或極度義憤，但幾乎從不流露傷感與悲痛。對于桑塔格來說，死亡如同疾病，不是“隱喻”而是一個質樸的事實。正如她在第一次被確診身患癌癥之后寫到的那樣，“每個人生來就持有雙重公民身份，在健康的國度與疾病的國度”，而“疾病是生命的夜晚暗面，是更為費力的公民義務”。桑塔格的辭世是擔當了自己最后的生命義務，從容走入永遠的夜色。我們追憶她，心存敬意地尋訪她走過的路程、尋求她賦予的啟示。
01
放棄了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
拋開了體制化的學術生涯，
謝絕了丈夫的贍養費
1933年1月16日桑塔格在紐約出生，童年在亞利桑那和洛杉磯度過。她的生父是猶太裔的皮貨商人，主要在中國經商。在她5歲時，母親獨自從中國返回，告知父親因患肺病在中國去世。家境貧困加上母親酗酒，她很少感受到童年的溫暖與歡樂。在桑塔格的回憶中，童年是“一場漫長的徒刑”，而唯一的避難所就是文學書籍。她從3歲開始閱讀，8歲時候用所有積攢的零花錢買了一套文學叢書，其中有莎士比亞和雨果的作品。她回憶說，那時她躺在床上看著書架，如同看著自己的50位朋友，而每一本書都是通向一個世界的大門。桑塔格一生尋訪各種書店購書，去世前將25000冊個人收藏轉交給加州大學圖書館。
在她15歲的時候，校長說她的水平已經超過學校的老師，決定提前3年讓她畢業，送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大學。不久后她轉學到芝加哥大學，交往密切的教師中有著名批評家肯尼思·博克和政治哲學家利奧·施特勞斯。
在她大學二年級的時候，一天她走進教室聽一個關于卡夫卡的講座。演講者是社會學教師菲利普·里夫，他在結束時問了她的名字。10天以后他們結婚了。那一年桑塔格17歲，丈夫年長她11歲。1951年她本科畢業后隨同丈夫遷居波士頓，次年生下了兒子戴維。桑塔格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其間哲學家馬爾庫塞曾在他們家住過一年。桑塔格回憶說，那時候她所接觸的文化與當代毫無關系，“我的現代性觀念是尼采所思考的現代性”。桑塔格在1954年和1955年分別獲得哈佛大學英語和哲學兩個碩士學位。然后在宗教哲學家保羅·蒂里希指導下攻讀哲學博士，她修完了所有的課程，只差博士論文。1957年獲得一筆獎學金到牛津大學學習，但不滿于那里的男權主義習氣，很快轉到巴黎大學。巴黎的先鋒文化藝術圈使她大開眼界。一年以后回到美國，丈夫開車到機場接她，還沒等到打開車門，桑塔格就對丈夫提出了離婚。
這是1958年的蘇珊·桑塔格，雖然還默默無名，但已經擁有兩個碩士學位，領受了10年歐美最優秀的學院文化熏陶，見識了歐洲新銳的藝術探索。作為女人，她已經結婚8年，做了母親，然后離婚。她經歷了這一切，還不滿26歲。此時的抉擇成為她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放棄了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拋開了體制化的學術生涯，謝絕了丈夫的贍養費。用她自己是話說，就是執意要在大學世界的安穩生活之外“另起爐灶”。1959年，她帶著7歲的兒子、兩只箱子和僅有的70美元，移居紐約。在一間狹小的公寓里，開始瘋狂寫作。她說自己像一名身披新甲的武士，開始了“一場對抗平庸、對抗倫理與美學上的淺薄與冷漠的戰斗”。
02
一個醒目的“偶像破壞者”，
同時又是先鋒文化的新偶像
1960年代，桑塔格在哥倫比亞大學有過短暫教學經歷，此后是位一直獨立的自由作家。她發表過17部著作，被翻譯為32種語言。著作包括小說、詩歌、隨筆評論文集、電影和舞臺劇本。這在40多年的寫作生涯中，并不算非常高產。許多人驚嘆她的天賦才華，但她說自己是一個遲緩的作者，一篇幾千字的文章常常需要六到八個月才能完成。30頁的文章會有幾千頁的草稿，因為每一頁都要改幾十遍。她一直夢想成為小說家，早期的小說創作并不特別成功，1990年代以后的兩部小說《火山情人》和《在美國》較為暢銷并獲獎。但她對知識界和公眾的影響主要來自她的評論與隨筆，許多重要篇章最早發表在《黨派評論》與《紐約書評》等雜志上。
1964年至1965年之間，桑塔格相繼發表了《關于“坎普”的札記》《反對闡釋》《論風格》和《一種文化與新感受力》等文章，使她幾乎一夜成名，也使她成為爭議的焦點。這并不是因為她開創或發現了一種離經叛道的“坎普”文化，而是她將潛伏已久的“高雅文化”與“流行文化”之間的沖突以最為銳利的方式挑明了、激化了。但還不只如此，桑塔格的獨特之處在于她的“雙重性”，她既是高雅古典的，又是時尚前衛的，或者說，她是來自精英文化陣營的“叛逆者”。她的文章旁征博引、論題廣泛，從康德、尼采和莎士比亞到盧卡奇、卡夫卡、本雅明、艾略特、薩特、加繆、巴特、戈達爾和布勒松，不一而足。涉及領域從哲學、美學、文學、心理學到電影、美術、音樂、舞蹈、攝影和戲劇，幾乎無所不包。以精英式的博學和睿智的寫作反叛精英文化的等級觀念，使她成為一個醒目的“偶像破壞者”（iconoclast），同時又是先鋒文化的新偶像。這種雙重身份對于桑塔格自己卻并沒有多少反諷的意味。因為她所抗拒的正是教條化的等級秩序，正是要打破“高雅與流行”“理智與激情”和“思考與感受”等習慣的疆界，因為這類觀念分野是“所有反智主義觀點的基礎”。
桑塔格的廣泛聲譽有一半是來自她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從越戰期間的“河內之旅”開始，她一直是美國知識界最為激越的異議之聲。她的許多“政治警句”格外富有挑釁性。她將“9·11”事件稱作是“對一個自稱的世界超級強權的攻擊，是特定的美國聯盟及其行動所遭受的后果”。如此評論引起軒然大波，其中有《新共和》雜志刊登文章問道：拉登、薩達姆和桑塔格的共同之處是什么？答案是：他們都希望美國毀滅。桑塔格對美國政府一貫的激烈批判，以及她對古巴卡斯特羅革命的同情，使人們很容易給她貼上“左翼”的意識形態標簽。但她在政治上和她在美學上的作為一樣，依據的不是教條的類別標簽而是聽憑自己內心的感受與判斷。
她反對美國的全球霸權，但在1993年她幾乎是孤獨地呼吁，美國和西方國家應該對南斯拉夫的種族沖突進行人道干預，為此她甚至在戰火紛飛的薩拉熱窩導演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在過去30年中，她為許多遭到政治迫害的流亡知識分子吶喊，從被霍梅尼通緝的《撒旦詩篇》的作者魯迪西到蘇聯與東歐的流亡作家。
以“左”還是“右”的派系尺度來衡量桑塔格的政治傾向常常會陷入迷惑。桑塔格雖然調整過自己的立場，但她總的傾向是清晰一致的：她始終是獨立的、批判性的人道主義者，持久地抗議一切全球的、國家的和地區性的霸權以及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壓迫。
03
BBC稱她是“美國先鋒派的大祭司”
桑塔格在43歲時曾被診斷患有乳腺癌，只有四分之一存活的可能。但經過3年的強度化療，醫生宣布她治愈了。對疾病與生命關系的探索，以及對社會的疾病隱喻觀念的批判，產生了她后來的兩部優秀作品《疾病作為隱喻》（1978）以及《艾滋病及其隱喻》（1989）。2004年12月28日，桑塔格在紐約因白血病去世，享年71歲。西方主要媒體紛紛發表訃告和悼念文章，予以各種名號和贊譽：“唯一的明星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英雄”和“最后的知識分子”等等。BBC稱她是“美國先鋒派的大祭司”。
桑塔格自己愿意接受這些名號嗎？她生前曾有一位朋友在傳媒中贊譽桑塔格是“美國最聰明的女人”。她卻為這樣一種形容感到“羞辱”。“首先，這是如此冒犯和侮辱性的，它如此強烈地預設了你所做的事情不適合它所命名的那種類別，即女人。其次，這是不真的，因為從不存在這樣（最聰明）的人。”桑塔格并非無可挑剔。對她的批評與攻擊中雖然許多出自偏見與誤解，但也不乏正當的質疑。甚至在極端保守派學者的著作（如保羅·霍蘭德的《政治朝圣者：尋求美好社會的西方知識分子》以及羅吉·金巴爾的《長征：1960年代的革命如何改變了美國》等）中，也存有值得認真對待的批評。
但桑塔格的文化批評最為重要的意義在于反對陳詞濫調，反對教條的概念，反對類別標簽式的見解。而這對于我們的時代如此至關重要。1960年代釋放出的解放能量如今已經煙消云散，生機勃勃的“坎普”文化最終淪為枯竭的、可憐的流行名詞。作為反對現代性教條的“后現代主義”在公共話語中成為一種新的觀念教條。保守派失去了尊嚴，激情派失去了活力，這是何等的諷刺。
桑塔格的審慎早在1964年的文本中已經留下了印記。她在文章中特別提示了“坎普”與流行藝術的區別，甚至在結尾處關照：“只有在某些情況下，才能這么說。”她曾一再表示，她并不是為了簡單地鼓吹現代主義。“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說，要認真、要充滿激情、要覺醒。”她批評美國傳媒對“9·11”事件報道不僅是政治的，也是智識性的，甚至是美學的。她所憎惡的是電視評論員在“童智化”美國公眾。“我只是在說，讓我們一起哀悼，但別讓我們一起愚蠢。”論及知識分子的身份，桑塔格說自己屬于一種“過時的物種”，一種“老派的自由民主知識分子”，但卻處在一個對自由和知識分子都沒有多少熱愛的國家。
桑塔格的政治與美學是一種鏡像關系，其共同的追求是向著勇敢而持久的批判敞開無限的空間。她說：“在我們生活的文化中，智性的意義在一種極端天真的追求中被否定，或者作為權威與壓制的工具而得到辯護。在我看來，唯一值得捍衛的是批判的智性，是辨證的、懷疑的、反單一化的智性。”她還說一部值得閱讀的小說是一種“心靈的教育”，“它擴展你的感覺：對于人性的可能性，對于什么是人的天性的，對于發生在世界上的事情。它是一種靈性的創造者”。
激發心靈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創造力，開啟智性的敏銳、嚴謹與深廣，她為此矢志不渝。也許這就是她留給世人的精神遺產：如此“激進”又如此傳統，但卻是格外珍貴的遺產。蘇格拉底曾說“我一無所知”。桑塔格說她一生內在的動力就是“知道一切”。不同的表述或許是相似的寓意。
本文摘選自劉擎經典著作《紛爭的年代：當代西方思想尋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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