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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評論

    劉擎:蘇珊·桑塔格之于我們這個時代

    2021-01-28 08:55 來源:廣西師大出版社 作者:劉擎 閱讀

    蘇珊·桑塔格

    以“沉痛”之類的字眼與蘇珊·桑塔格的名字相并置是不太適宜的,哪怕是用來憑吊她的逝去。她的一生是對生命最為熱烈的禮贊。她的高傲、自信與堅定是攝人心魄的,她的博學、睿智和才華是奪目的,而她的激情、詼諧和熱忱是感人至深的。

    面對令人哀傷的時刻,她的書寫或格外沉靜或極度義憤,但幾乎從不流露傷感與悲痛。對于桑塔格來說,死亡如同疾病,不是“隱喻”而是一個質樸的事實。正如她在第一次被確診身患癌癥之后寫到的那樣,“每個人生來就持有雙重公民身份,在健康的國度與疾病的國度”,而“疾病是生命的夜晚暗面,是更為費力的公民義務”。桑塔格的辭世是擔當了自己最后的生命義務,從容走入永遠的夜色。我們追憶她,心存敬意地尋訪她走過的路程、尋求她賦予的啟示。

    01

    放棄了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

    拋開了體制化的學術生涯,

    謝絕了丈夫的贍養費

    1933年1月16日桑塔格在紐約出生,童年在亞利桑那和洛杉磯度過。她的生父是猶太裔的皮貨商人,主要在中國經商。在她5歲時,母親獨自從中國返回,告知父親因患肺病在中國去世。家境貧困加上母親酗酒,她很少感受到童年的溫暖與歡樂。在桑塔格的回憶中,童年是“一場漫長的徒刑”,而唯一的避難所就是文學書籍。她從3歲開始閱讀,8歲時候用所有積攢的零花錢買了一套文學叢書,其中有莎士比亞和雨果的作品。她回憶說,那時她躺在床上看著書架,如同看著自己的50位朋友,而每一本書都是通向一個世界的大門。桑塔格一生尋訪各種書店購書,去世前將25000冊個人收藏轉交給加州大學圖書館。

    在她15歲的時候,校長說她的水平已經超過學校的老師,決定提前3年讓她畢業,送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大學。不久后她轉學到芝加哥大學,交往密切的教師中有著名批評家肯尼思·博克和政治哲學家利奧·施特勞斯。

    在她大學二年級的時候,一天她走進教室聽一個關于卡夫卡的講座。演講者是社會學教師菲利普·里夫,他在結束時問了她的名字。10天以后他們結婚了。那一年桑塔格17歲,丈夫年長她11歲。1951年她本科畢業后隨同丈夫遷居波士頓,次年生下了兒子戴維。桑塔格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其間哲學家馬爾庫塞曾在他們家住過一年。桑塔格回憶說,那時候她所接觸的文化與當代毫無關系,“我的現代性觀念是尼采所思考的現代性”。桑塔格在1954年和1955年分別獲得哈佛大學英語和哲學兩個碩士學位。然后在宗教哲學家保羅·蒂里希指導下攻讀哲學博士,她修完了所有的課程,只差博士論文。1957年獲得一筆獎學金到牛津大學學習,但不滿于那里的男權主義習氣,很快轉到巴黎大學。巴黎的先鋒文化藝術圈使她大開眼界。一年以后回到美國,丈夫開車到機場接她,還沒等到打開車門,桑塔格就對丈夫提出了離婚。

    這是1958年的蘇珊·桑塔格,雖然還默默無名,但已經擁有兩個碩士學位,領受了10年歐美最優秀的學院文化熏陶,見識了歐洲新銳的藝術探索。作為女人,她已經結婚8年,做了母親,然后離婚。她經歷了這一切,還不滿26歲。此時的抉擇成為她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放棄了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拋開了體制化的學術生涯,謝絕了丈夫的贍養費。用她自己是話說,就是執意要在大學世界的安穩生活之外“另起爐灶”。1959年,她帶著7歲的兒子、兩只箱子和僅有的70美元,移居紐約。在一間狹小的公寓里,開始瘋狂寫作。她說自己像一名身披新甲的武士,開始了“一場對抗平庸、對抗倫理與美學上的淺薄與冷漠的戰斗”。

    02

    一個醒目的“偶像破壞者”,

    同時又是先鋒文化的新偶像

    1960年代,桑塔格在哥倫比亞大學有過短暫教學經歷,此后是位一直獨立的自由作家。她發表過17部著作,被翻譯為32種語言。著作包括小說、詩歌、隨筆評論文集、電影和舞臺劇本。這在40多年的寫作生涯中,并不算非常高產。許多人驚嘆她的天賦才華,但她說自己是一個遲緩的作者,一篇幾千字的文章常常需要六到八個月才能完成。30頁的文章會有幾千頁的草稿,因為每一頁都要改幾十遍。她一直夢想成為小說家,早期的小說創作并不特別成功,1990年代以后的兩部小說《火山情人》和《在美國》較為暢銷并獲獎。但她對知識界和公眾的影響主要來自她的評論與隨筆,許多重要篇章最早發表在《黨派評論》與《紐約書評》等雜志上。

    1964年至1965年之間,桑塔格相繼發表了《關于“坎普”的札記》《反對闡釋》《論風格》和《一種文化與新感受力》等文章,使她幾乎一夜成名,也使她成為爭議的焦點。這并不是因為她開創或發現了一種離經叛道的“坎普”文化,而是她將潛伏已久的“高雅文化”與“流行文化”之間的沖突以最為銳利的方式挑明了、激化了。但還不只如此,桑塔格的獨特之處在于她的“雙重性”,她既是高雅古典的,又是時尚前衛的,或者說,她是來自精英文化陣營的“叛逆者”。她的文章旁征博引、論題廣泛,從康德、尼采和莎士比亞到盧卡奇、卡夫卡、本雅明、艾略特、薩特、加繆、巴特、戈達爾和布勒松,不一而足。涉及領域從哲學、美學、文學、心理學到電影、美術、音樂、舞蹈、攝影和戲劇,幾乎無所不包。以精英式的博學和睿智的寫作反叛精英文化的等級觀念,使她成為一個醒目的“偶像破壞者”(iconoclast),同時又是先鋒文化的新偶像。這種雙重身份對于桑塔格自己卻并沒有多少反諷的意味。因為她所抗拒的正是教條化的等級秩序,正是要打破“高雅與流行”“理智與激情”和“思考與感受”等習慣的疆界,因為這類觀念分野是“所有反智主義觀點的基礎”。

    桑塔格的廣泛聲譽有一半是來自她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從越戰期間的“河內之旅”開始,她一直是美國知識界最為激越的異議之聲。她的許多“政治警句”格外富有挑釁性。她將“9·11”事件稱作是“對一個自稱的世界超級強權的攻擊,是特定的美國聯盟及其行動所遭受的后果”。如此評論引起軒然大波,其中有《新共和》雜志刊登文章問道:拉登、薩達姆和桑塔格的共同之處是什么?答案是:他們都希望美國毀滅。桑塔格對美國政府一貫的激烈批判,以及她對古巴卡斯特羅革命的同情,使人們很容易給她貼上“左翼”的意識形態標簽。但她在政治上和她在美學上的作為一樣,依據的不是教條的類別標簽而是聽憑自己內心的感受與判斷。

    她反對美國的全球霸權,但在1993年她幾乎是孤獨地呼吁,美國和西方國家應該對南斯拉夫的種族沖突進行人道干預,為此她甚至在戰火紛飛的薩拉熱窩導演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在過去30年中,她為許多遭到政治迫害的流亡知識分子吶喊,從被霍梅尼通緝的《撒旦詩篇》的作者魯迪西到蘇聯與東歐的流亡作家。

    以“左”還是“右”的派系尺度來衡量桑塔格的政治傾向常常會陷入迷惑。桑塔格雖然調整過自己的立場,但她總的傾向是清晰一致的:她始終是獨立的、批判性的人道主義者,持久地抗議一切全球的、國家的和地區性的霸權以及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壓迫。

    03

    BBC稱她是“美國先鋒派的大祭司”

    桑塔格在43歲時曾被診斷患有乳腺癌,只有四分之一存活的可能。但經過3年的強度化療,醫生宣布她治愈了。對疾病與生命關系的探索,以及對社會的疾病隱喻觀念的批判,產生了她后來的兩部優秀作品《疾病作為隱喻》(1978)以及《艾滋病及其隱喻》(1989)。2004年12月28日,桑塔格在紐約因白血病去世,享年71歲。西方主要媒體紛紛發表訃告和悼念文章,予以各種名號和贊譽:“唯一的明星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英雄”和“最后的知識分子”等等。BBC稱她是“美國先鋒派的大祭司”。

    桑塔格自己愿意接受這些名號嗎?她生前曾有一位朋友在傳媒中贊譽桑塔格是“美國最聰明的女人”。她卻為這樣一種形容感到“羞辱”。“首先,這是如此冒犯和侮辱性的,它如此強烈地預設了你所做的事情不適合它所命名的那種類別,即女人。其次,這是不真的,因為從不存在這樣(最聰明)的人。”桑塔格并非無可挑剔。對她的批評與攻擊中雖然許多出自偏見與誤解,但也不乏正當的質疑。甚至在極端保守派學者的著作(如保羅·霍蘭德的《政治朝圣者:尋求美好社會的西方知識分子》以及羅吉·金巴爾的《長征:1960年代的革命如何改變了美國》等)中,也存有值得認真對待的批評。

    但桑塔格的文化批評最為重要的意義在于反對陳詞濫調,反對教條的概念,反對類別標簽式的見解。而這對于我們的時代如此至關重要。1960年代釋放出的解放能量如今已經煙消云散,生機勃勃的“坎普”文化最終淪為枯竭的、可憐的流行名詞。作為反對現代性教條的“后現代主義”在公共話語中成為一種新的觀念教條。保守派失去了尊嚴,激情派失去了活力,這是何等的諷刺。

    桑塔格的審慎早在1964年的文本中已經留下了印記。她在文章中特別提示了“坎普”與流行藝術的區別,甚至在結尾處關照:“只有在某些情況下,才能這么說。”她曾一再表示,她并不是為了簡單地鼓吹現代主義。“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說,要認真、要充滿激情、要覺醒。”她批評美國傳媒對“9·11”事件報道不僅是政治的,也是智識性的,甚至是美學的。她所憎惡的是電視評論員在“童智化”美國公眾。“我只是在說,讓我們一起哀悼,但別讓我們一起愚蠢。”論及知識分子的身份,桑塔格說自己屬于一種“過時的物種”,一種“老派的自由民主知識分子”,但卻處在一個對自由和知識分子都沒有多少熱愛的國家。

    桑塔格的政治與美學是一種鏡像關系,其共同的追求是向著勇敢而持久的批判敞開無限的空間。她說:“在我們生活的文化中,智性的意義在一種極端天真的追求中被否定,或者作為權威與壓制的工具而得到辯護。在我看來,唯一值得捍衛的是批判的智性,是辨證的、懷疑的、反單一化的智性。”她還說一部值得閱讀的小說是一種“心靈的教育”,“它擴展你的感覺:對于人性的可能性,對于什么是人的天性的,對于發生在世界上的事情。它是一種靈性的創造者”。

    激發心靈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創造力,開啟智性的敏銳、嚴謹與深廣,她為此矢志不渝。也許這就是她留給世人的精神遺產:如此“激進”又如此傳統,但卻是格外珍貴的遺產。蘇格拉底曾說“我一無所知”。桑塔格說她一生內在的動力就是“知道一切”。不同的表述或許是相似的寓意。

    本文摘選自劉擎經典著作《紛爭的年代:當代西方思想尋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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