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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評論

    “新青年”:回望與斷想

    2021-01-29 09:39 來源:東方文化雜志 閱讀

    過去的一百年,“五四”在不同的文化立場下,被塑造出了一幅幅人們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這一方面源于“五四”作為矛盾統一體的屬性——它包容了多種不盡相同甚至是相互沖突的思想趣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評判者對于歷史的“選擇”。

    眾所周知,“五四”得名于一場青年運動。青年與“五四”的淵源,也由此被一再提及。單就這一論題,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五四”提供給青年的啟示,有多少不曾被時間湮沒?在“五四”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中,哪一些還可以加諸今日及未來之青年?

    我以為,“五四”之于青年,憂患與擔當是最緊要的啟示。一個世紀以前,開眼看世界的一代文化先驅,看到的是中國與西方“思想差遲,幾及千載”、“一日千里,吾人奮起直追猶并不及”的殘酷現實;對國疾民瘼的深切體驗,讓他們發出了振聾發聵的憂聲——“此種散沙之國民,投諸國際生存競爭之漩渦,國家之衰亡,不待蓍卜”(陳獨秀),“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魯迅)?梢哉f,正是這些先驅者的沉痛憂患,直指民族衰朽的根因,也成就了“五四”汰舊鼎新的功績。因憂患,才會有無畏的擔當。

    在那個頹敗的時代,對于民族的興亡大計,誰應當盡更多的義務?誰應該有更大的承擔?“五四”提供的答案是——青年,只有青年。對論敵“一個都不寬恕”的魯迅,對青年一直抱著寬容、期許、保護的態度。他賞識“稚氣的”、“不安定”的青年,愿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在魯迅看來,“五四”所代表的徹底的文化改造立場,必須訴諸充滿生力的主體——那便是時代之“新青年”。

    “擔當”與“憂患”,著眼于對現實的批判性改造。倘若喪失了這種“不安定”和“向上走”的能動性,青年便偏離了“新青年”的本義,回到了中庸老成、未老先衰的舊路子上去。這里提一樁人們并不陌生的公案。1925年2月,魯迅應《京報副刊》之請在《青年必讀書》的附注中寫道:“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此文發表后,曾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很收些贊同和謾罵的信”。這番對于“中國書”的驚世駭俗的評價,實際上,是對于當時文化界復古思潮的一種反撥。在“整理國故”的倡導下,一些青年“踱進研究室”,自造起“活埋庵”;還有青年聽奉“純藝術”的信念,搬入“藝術之宮”,許久不愿出來。對這樣的情形,魯迅毫不掩飾自己的失望和嘲諷:

    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本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強聒不舍”,也許是一個藥方罷,但據我所見,則有些人們——甚至竟是青年——的論調,簡直和“戊戌政變”時候的反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

    ——《華蓋集·通訊之一》

    魯迅

    在魯迅眼里,所謂“研究室”或“藝術之宮”,無非束縛青年言行的“精神的枷鎖”,乃是公設的“圈套”。青年進了這個“圈套”,“雖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計。”反對青年埋首故紙堆或“為藝術而藝術”,源于特定時期青年作為社會變革主導力量的角色;也就是說,青年所關懷的當重在社會,而非“純”的學術和藝術。在新文化運動中,這不僅是以魯迅為代表的文化先驅對“新青年”的召喚,同樣,也是他們義無反顧、親身躬行的理念。

    “五四”時代,魯迅、錢玄同、陳獨秀、胡適,這些完全可以穩穩當當做一流學者的思想巨擘,居然“一窩蜂”地做起了從學術眼光來看簡直不值一提的時評、雜感和白話小說。而且,他們還全然不顧“價值中立”的“學術規范”,常常“拼命走極端”,發起諸如“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不讀中國書”一類明顯流于偏激的議論。在幾近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空氣下,傳統所有對現實有利的事實,他們都視而不見;傳統所有于現實不利的現象,他們又都會加以渲染和放大。這哪里是探討學術的口吻,又哪里有平和中正的學者風范呢?

    顯然,對于他們,學術與思想的自覺蘊于啟蒙的自覺,更蘊于改造社會的“矯枉必過正”的意圖。這些不那么年輕的“新青年”們,視學術為社會之公器,所期望的是社會與民眾在學術外獲益——“他們的價值觀念都異常地鮮明,不但理性健全,而且激情充沛,不但大膽探索,而且勇于踐行。他們始終把人的價值看作終極價值,而不是學術或其他。他們深知學術的界限。假如學術一旦妨礙了對真理、對自由、對人的權利的追求,那么,他們就會隨時扔掉它,恰如扔掉一只臟手套!”(林賢治:《五四:沒有學者的時代》)

    《學衡》是本以極鮮明的態度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刊物

    《學衡》是本以極鮮明的態度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刊物。

    有意味的是,在新文化運動的強硬反對派那里,情形也是殊途同歸。無論是對白話文運動的劇烈抵制,還是“昌明國粹”、“讀經救國”的疾呼,他們也并沒有安安心心做自己的學問,而是擱置手中的經書,卷入了一場又一場唾沫飛揚的論戰。當然,在標準化的敘述里,他們的面容陳腐而迂晦,未必有“新青年”一般“進步”的覺悟和識見;但不可否認,他們的態度同樣是懇切而熱忱的,著眼點也依然是現實社會。如此一來,“五四”時代的天下學人——無論是啟蒙還是反啟蒙——皆成“戰斗的學者”;“猛進”或懷古,他們并不將“為人生”、“為社會”視作“為學術”的拖累,也從不缺乏介入公共事務的熱忱,自然比不得今日象牙塔中的學者這般怡然清靜,潛心術業考究,全不問窗外雨聲風聲。

    某種意義上,“五四”時代的“新青年”,亦即有熱情、現代意識和公共關懷的主體。所謂“新青年”,不是一個年齡階段的代稱,而是一個精神主導的概念。正如陳獨秀在《新青年》發刊詞里所說——“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于硎”——在新文化先驅者的眼里,理想的“新青年”,有著超常的敏銳、敏捷和敏感;欣喜在他們臉上寫下歡樂,疼痛在他們胸口烙下傷痕;觀照現實的憂患,更是讓他們感覺因襲的重負,產生向上的動力和熱情。這種基于憂患意識而又敢于擔待的情懷,是“五四”的精髓,更是再造中國之元素。

    一百年過去了。遙想上世紀初葉,那些身影活躍在歷史深處的“新青年”們,對觸目所及的時代痼疾心存憂患,甘于為了宏遠的社會抱負有所追求,有所承擔。過去和未來,他們都屬于“醒著的”、“要前進的”的青年,自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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