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百年，“五四”在不同的文化立場下，被塑造出了一幅幅人們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這一方面源于“五四”作為矛盾統一體的屬性——它包容了多種不盡相同甚至是相互沖突的思想趣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評判者對于歷史的“選擇”。
眾所周知，“五四”得名于一場青年運動。青年與“五四”的淵源，也由此被一再提及。單就這一論題，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五四”提供給青年的啟示，有多少不曾被時間湮沒？在“五四”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中，哪一些還可以加諸今日及未來之青年？
我以為，“五四”之于青年，憂患與擔當是最緊要的啟示。一個世紀以前，開眼看世界的一代文化先驅，看到的是中國與西方“思想差遲，幾及千載”、“一日千里，吾人奮起直追猶并不及”的殘酷現實；對國疾民瘼的深切體驗，讓他們發出了振聾發聵的憂聲——“此種散沙之國民，投諸國際生存競爭之漩渦，國家之衰亡，不待蓍卜”（陳獨秀），“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魯迅）�？梢哉f，正是這些先驅者的沉痛憂患，直指民族衰朽的根因，也成就了“五四”汰舊鼎新的功績。因憂患，才會有無畏的擔當。
在那個頹敗的時代，對于民族的興亡大計，誰應當盡更多的義務？誰應該有更大的承擔？“五四”提供的答案是——青年，只有青年。對論敵“一個都不寬恕”的魯迅，對青年一直抱著寬容、期許、保護的態度。他賞識“稚氣的”、“不安定”的青年，愿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在魯迅看來，“五四”所代表的徹底的文化改造立場，必須訴諸充滿生力的主體——那便是時代之“新青年”。
“擔當”與“憂患”，著眼于對現實的批判性改造。倘若喪失了這種“不安定”和“向上走”的能動性，青年便偏離了“新青年”的本義，回到了中庸老成、未老先衰的舊路子上去。這里提一樁人們并不陌生的公案。1925年2月，魯迅應《京報副刊》之請在《青年必讀書》的附注中寫道：“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此文發表后，曾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很收些贊同和謾罵的信”。這番對于“中國書”的驚世駭俗的評價，實際上，是對于當時文化界復古思潮的一種反撥。在“整理國故”的倡導下，一些青年“踱進研究室”，自造起“活埋庵”；還有青年聽奉“純藝術”的信念，搬入“藝術之宮”，許久不愿出來。對這樣的情形，魯迅毫不掩飾自己的失望和嘲諷：
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本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強聒不舍”，也許是一個藥方罷，但據我所見，則有些人們——甚至竟是青年——的論調，簡直和“戊戌政變”時候的反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
——《華蓋集·通訊之一》
在魯迅眼里，所謂“研究室”或“藝術之宮”，無非束縛青年言行的“精神的枷鎖”，乃是公設的“圈套”。青年進了這個“圈套”，“雖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計。”反對青年埋首故紙堆或“為藝術而藝術”，源于特定時期青年作為社會變革主導力量的角色；也就是說，青年所關懷的當重在社會，而非“純”的學術和藝術。在新文化運動中，這不僅是以魯迅為代表的文化先驅對“新青年”的召喚，同樣，也是他們義無反顧、親身躬行的理念。
“五四”時代，魯迅、錢玄同、陳獨秀、胡適，這些完全可以穩穩當當做一流學者的思想巨擘，居然“一窩蜂”地做起了從學術眼光來看簡直不值一提的時評、雜感和白話小說。而且，他們還全然不顧“價值中立”的“學術規范”，常常“拼命走極端”，發起諸如“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不讀中國書”一類明顯流于偏激的議論。在幾近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空氣下，傳統所有對現實有利的事實，他們都視而不見；傳統所有于現實不利的現象，他們又都會加以渲染和放大。這哪里是探討學術的口吻，又哪里有平和中正的學者風范呢？
顯然，對于他們，學術與思想的自覺蘊于啟蒙的自覺，更蘊于改造社會的“矯枉必過正”的意圖。這些不那么年輕的“新青年”們，視學術為社會之公器，所期望的是社會與民眾在學術外獲益——“他們的價值觀念都異常地鮮明，不但理性健全，而且激情充沛，不但大膽探索，而且勇于踐行。他們始終把人的價值看作終極價值，而不是學術或其他。他們深知學術的界限。假如學術一旦妨礙了對真理、對自由、對人的權利的追求，那么，他們就會隨時扔掉它，恰如扔掉一只臟手套！”（林賢治：《五四：沒有學者的時代》）
《學衡》是本以極鮮明的態度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刊物。
有意味的是，在新文化運動的強硬反對派那里，情形也是殊途同歸。無論是對白話文運動的劇烈抵制，還是“昌明國粹”、“讀經救國”的疾呼，他們也并沒有安安心心做自己的學問，而是擱置手中的經書，卷入了一場又一場唾沫飛揚的論戰。當然，在標準化的敘述里，他們的面容陳腐而迂晦，未必有“新青年”一般“進步”的覺悟和識見；但不可否認，他們的態度同樣是懇切而熱忱的，著眼點也依然是現實社會。如此一來，“五四”時代的天下學人——無論是啟蒙還是反啟蒙——皆成“戰斗的學者”�；�“猛進”或懷古，他們并不將“為人生”、“為社會”視作“為學術”的拖累，也從不缺乏介入公共事務的熱忱，自然比不得今日象牙塔中的學者這般怡然清靜，潛心術業考究，全不問窗外雨聲風聲。
某種意義上，“五四”時代的“新青年”，亦即有熱情、現代意識和公共關懷的主體。所謂“新青年”，不是一個年齡階段的代稱，而是一個精神主導的概念。正如陳獨秀在《新青年》發刊詞里所說——“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于硎”——在新文化先驅者的眼里，理想的“新青年”，有著超常的敏銳、敏捷和敏感；欣喜在他們臉上寫下歡樂，疼痛在他們胸口烙下傷痕；觀照現實的憂患，更是讓他們感覺因襲的重負，產生向上的動力和熱情。這種基于憂患意識而又敢于擔待的情懷，是“五四”的精髓，更是再造中國之元素。
一百年過去了。遙想上世紀初葉，那些身影活躍在歷史深處的“新青年”們，對觸目所及的時代痼疾心存憂患，甘于為了宏遠的社會抱負有所追求，有所承擔。過去和未來，他們都屬于“醒著的”、“要前進的”的青年，自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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