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祝勇的“蘇東坡”

作家祝勇

《在故宮尋找蘇東坡》是散文家祝勇的一部長達二十萬字的散文著作。在該書的《后記》中，祝勇寫道：“千古風流人物，我最想寫的，就是蘇東坡。不是寫一篇文章，而是用一本書，表達我的敬意。”筆者在閱讀了祝勇的這本書之后發現，書中那些有關蘇東坡詩詞和書畫藝術的敘述，最多只不過是借助“故宮”二字作噱頭，目的是吸引讀者眼球。這部書給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一個根本不了解蘇軾的人，在大談蘇東坡。

“粉”一個蘇東坡這樣的古代名人，雖不至于像現在的“粉絲”那樣把他的生辰八字祖宗八代都摸個門兒清，但最起碼也別把他的基本生平弄岔了吧？祝勇就能這么干。他好像對蘇東坡了解得還并不夠，就急吼吼地貿然下筆，率爾操觚：

蘇東坡原本就出生于農家，假如他不曾離家，不曾入朝，不曾少年得志，在官場與文場兩條戰線上盡得風流，他或許會在故鄉眉州繼承祖業，去經營自家的土地，最多成為一個有文化的勞動者。

祝勇不知道，蘇東坡不但從未在官場上“風流”過，而且始終是仕途蹭蹬。他更不知道，蘇東坡的父親蘇洵，出生在眉山城西南隅的紗縠行私第，也就是說，蘇東坡的祖父是經營絲綢生意的。眉山那條著名的紗縠行老街，正是因此而得名。蘇東坡的母親程氏，是名副其實的“富二代”。在當時的眉州，程、石、蘇三大家族中，程家是最富裕的，蘇東坡母親的家庭，是當時眉州的“首富”。蘇東坡和弟弟蘇轍也是出生在此。童年的蘇軾，從來就沒有過什么凍餒之憂，而是在母親的悉心教育下，無憂無慮地飽讀詩書，開開心心地盡情玩耍。在蘇東坡的家鄉，長期保持著三種近古的風俗，第一就是“貴經術而重氏族”：“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兩家通婚，必須門當戶對。想不到，祝勇居然把蘇東坡這樣從未干過農活的家庭說成是農家。由此可以看出，祝勇在描寫蘇東坡時，從源頭就出現了根本性的錯誤。在祝勇的書中，這種想當然的描寫，絕非僅見。

祝勇把自己的散文寫作當成了“故事會”和文史“羊雜湯”，其烹飪方法，不外乎把人們早已熟悉的文人的故事、帝王將相的故事、政治家的故事、農民起義軍的故事，乃至文物古跡的故事，當作火鍋底料，再佐以大量虛構細節，進行“抒情化”寫作。像下面這樣的描寫，就是一例：

今天我們想象他（蘇東坡）當時呼喊與奔跑的樣子，內心都會感到暢快。因為他不只燒去了地上的雜草，也燒去了他心里的雜草。自那一刻起，他不再患得患失，而是開始務實地面對自己生命中的所有困頓，他懂得了自己無論站在哪里，都應當從腳下的土壤中汲取營養�；鹪诨脑�上燒起來，像有一支畫筆，涂改了大地的景物。

蘇東坡赴黃州，并不是一場說走就走的浪漫旅行，而是作為一個被朝廷特別監管，遣送到此接受改造的有罪之人，哪里會像祝勇描寫的這樣歡天喜地，手舞足蹈？

又如：

……在此時的蘇東坡看來，那泥土也不再骯臟和卑微，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ㄗ兂赡嗤�，再變成養分，去滋養花的生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貌似樸素的泥土，也是不凡的。從這兩句里，可以看出蘇東坡的內心已經從痛苦的掙扎中解脫出來，走向寬闊與平靜。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本是清代詩人龔自珍《己亥雜詩》中的名句，怎么被宋朝的蘇東坡給超時空“劇透”了？

煽煽情倒也罷了，更讓人無法消受的是這些形形色色的硬傷：

宋仁宗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寫下著名的《岳陽樓記》那一年，宋夏簽訂和平協議，戰爭結束了，英雄失去了價值，郭綸于是騎上他的青白馬，挎上曾經讓敵軍膽寒的弓箭，孤孤單單地踏上遠行的路。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樣走到四川來的，更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只是在一個不經意的瞬間，與蘇軾迎面相遇。

于是，年輕的蘇軾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的開篇明明交代得清清楚楚：“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屬予作文以記之。”也就是說，范仲淹寫《岳陽樓記》是在慶歷五年，即1045年。這一年，蘇東坡剛滿九歲，還是個兒童，距祝勇所說的“年輕”還差十好幾年——據筆者所知，蘇軾寫作《郭綸》這首詩時，是二十三歲。

更為吊詭的是這樣的描寫：

他（蘇東坡）甚至寫了《豬肉頌》，為不知豬肉可食的黃州人發明了一道美食，使他的城郭人民，不再“只見過豬跑，沒吃過豬肉”。那道美食，就是今天仍令人口水橫流的東坡肉。

既然黃州人不知道豬肉可食，那么他們養豬來干啥？難道是當寵物養來玩？一頭豬一年究竟要吃多少飼料？養豬究竟有多辛苦？咱不至于為了歌頌蘇東坡而貶低黃州人吧？——哦，不，怪只怪祝勇沒讀懂《豬肉頌》。蘇東坡在詩中明明說的是“貴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即富貴人家不屑吃豬肉，嫌它低檔，貧困人家卻又吃不起，更不會蘇東坡這樣的烹飪方法，他哪里說黃州人不知道豬肉可吃了？

祝勇在《散文叛徒》一書中說：“虛構的現象在散文寫作中不可避免，包括那些標榜‘真實’的寫作者，但散文的虛構與小說的虛構不同，小說的虛構是整體性的，而散文的虛構，往往是細節性的，它不能捏造，而只能使敘事更加完善、更加真實。”基于這樣的創作理念，祝勇甚至主張“有必要將散文的‘真實原則’更改為‘真誠原則’”。

照祝勇這樣的邏輯，散文就成了一種鏡花水月般真假難辨的文字。當然，他是這樣主張的，也是這樣實踐的。

（《文學自由談》2020年第2期。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