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誠等｜文藝史料學的問題與方法

2020年11月17日，《南方文壇》雜志組織召開“文藝史料學的問題與方法”研討會，十余位學者、評論家齊聚廣西北海市，圍繞史料學研究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近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史料研究成為熱點，但其中存在的問題也引起了廣泛爭論，如有批評者認為這種研究范式重“史”輕“文”，偏離“文學”本義；也有學者認為現當代文學的史料研究中“史料”與“問題”脫節，缺乏明確的問題意識，且史料整理過程也缺乏正確、系統的方法論指導。在此次會議中，與會學者圍繞文獻的發掘、甄別、評判與使用，史料的公藏與私藏、史料研究的碎片化與整體性、史料學與文學研究的關系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各位學者從自己的研究領域和治學理念出發，指出了目前史料研究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設性和啟發性的觀點。盡管此次會議無法解決史料研究中的所有問題，但與會者的努力為文藝史料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文原刊于《南方文壇》2021年第1期，感謝《南方文壇》授權推送！

文藝史料學的問題與方法研討會紀要

時 間：2020年11月17日

地 點：北海市

與會者：陳建功、洪子誠、陳平原、夏曉虹、孫郁、楊早、行超、曾攀、李北京、齊曉寧等

主持人：張燕玲

張燕玲（《南方文壇》主編）

感謝各位老師不遠千里趕來參加《南方文壇》的雅集，研討文藝史料學的問題與方法�！赌戏轿膲�》從20世紀90年代就重視史料研究，如“打撈歷史”“文壇鉤沉”等經典欄目，像顧驤先生的《晚年的周揚》、劉錫誠先生的《在文壇邊緣上》，大部分文章就是發在這個欄目的。1998年的“當代文學關鍵詞”欄目開設，也是在重慶召開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年會與洪子誠、謝冕、孟繁華三位老師商議的，當然之前我已致電與謝老師和洪老師溝通過，想做一些動態和活態的史料。三位老師的想法特別好，要對一些基礎性的概念重新解讀，尤其這些概念的形成與變異。因為很多當代文學的關鍵詞，大家常常在似是而非的情況下使用，常常存在歧義和誤解，你說的跟我說的是不一樣的，影響了學科的規范性。因此，對這些基本的概念，進行一番規范性的梳理和整理，包括概念的來源、傳播、使用，及其歧義和影響，從而使每個使用概念的人，能有大體相近的理解，并規范使用，甚至還想就一個概念不同的人的不同理解成文發表，只是這個沒做成。2002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集結成書，應該說《當代文學關鍵詞》對學科是有建設意義的，很多人跟我表達說，這是他們考研的必備書。2019年，我們還開辟“百年新詩學案”欄目，由吳思敬教授主持的，我們發了不少好文章。比如姜濤寫五四時期的讀者怎么去讀《女神》的，張潔宇發掘考證“漢園”詩人的聚散與詩學意義，錢文亮的胡風詩案，洪老師的“兩個斯基”（馬雅可夫斯基、伊薩科夫斯基），還有關于蔡其矯等史料考證與研究，很有意義。吳思敬老師說：“百年新詩學案”以“事”為中心，針對有較大影響的人物、事件、社團、刊物、流派、會議、學術爭鳴等，用“學案”的形式予以考察和描述，凸顯問題意識。如此這番，既豐富原生態的詩歌史料，又有編者對相關內容的梳理、綜述、考辨、發現與論斷，“讓事實說話，寓褒貶于敘述中”，這個理念其實也是洪子誠老師史料研究所提倡的。

今天論題的“問題與方法”，我們都知道來自洪老師的論著。而我們要做到陳平原老師提倡的“做有情懷的專業研究”，探討前人的功過得失，也是在選擇某種學術傳統和學術規范。夏曉虹老師也提到史料如何發現和使用，我覺得這是個迫切需要討論的問題。我的學養不夠，只是借機向大家匯報一下《南方文壇》這些年所想所做，權當拋磚引玉。

洪子誠（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史料問題，近年來引起重視，這說明過去這方面存在欠缺。史料問題，我上大學的1958年科研“大躍進”就遇到過。當時學生的集體科研，強調的是觀念、立場的統御地位，史料是次要的，提倡“以論帶史”。我曾經參加編寫《新詩發展概況》，就是按照先驗的結構規劃，用兩條路線斗爭去敘述新詩的歷史，鋪排布置詩人和詩派。“以論帶史”與“論從史出”相連，說法本身并不錯，錯在當時的“帶”，其實是取代的“代”。也就是材料在立場、觀念的支配下被無視，或肢解、取舍，任意加以闡釋。有過這樣的教訓，20世紀80年代之后，就會警惕忽視史料的傾向，知道你真要從事文學史研究，需要花苦工掌握資料，認識到材料是研究的基礎——對材料的重視，也可以說是文學研究、文學史寫作的 “職業倫理”。

但是，史和論之間并非簡單的依存關系。傅斯年先生說過，有新材料才有新問題。確實如此。不過，“新問題”也有可能出自“舊材料”。當然，從“舊材料”中發現新問題的時候，“舊材料”也可以說已被賦予了新質。因此，一方面要強調材料的基礎地位，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墜入“唯材料主義”、材料至上的陷阱。不是材料越多就越好，就更靠近事情的真相，就會有更好的歷史論述。在材料問題上，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需要搜尋、記住，也要學會忘記。記住什么，忘記什么，和研究范疇有關，也考驗研究者的眼界、智慧，和處理材料的能力。否則，會被層層疊疊的材料淹沒，透不過氣來。也就是說，對材料的價值和內涵的判斷和分析，有賴于一定的思想能力和視野，有賴于對語境、氛圍的了解：材料必須有某種理論框架才能被照亮，獲得價值，也必須加以編排、修訂，才能成為文學史的史實。這是一個研究過程中不斷互為依存、相互碰撞、批判、推動的過程。

舉例說，80年代引入文學社會學視角之后，作家的經濟收入、社會政治地位問題才開始納入文學史研究的范疇。又如，1962年“大連會議”中周揚、邵荃麟的講話，80年代收入他們文集的時候，刪去談論當時中國和蘇聯農村、農業狀況的部分。推測編者認為這些與文學無關。這顯然對當代文學前三十年文學與現實生活之間的關系缺乏深入認知。“大連會議”開了半個月，作家們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在談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生存狀況。離開這些談論，無法理解會議提出的有關“寫內部矛盾”、中間人物、英雄人物塑造，和作品風格等文學問題的癥結。

最近我重新清理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蘇聯、中國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現實主義辯論。辯論的焦點是如何看待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創作方法（或原則）。辯論中涉及概念的問題。有批評家提出，“現實主義”已經足夠，不必在它的前面再加上各種修飾、限定語（新、舊、革命、批判、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也有人認為，可以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改換為“現實主義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發展”，或“社會主義時代的現實主義”。面對這些有關概念的材料，如果不了解社會主義陣營在蘇聯共產黨二十大之后的處境和面臨的挑戰，不了解蘇聯、中國和東歐國家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社會主義文藝遇到的普遍性危機（無沖突論、公式化概念化），會覺得這是無聊的概念之爭，是沒有意義的咬文嚼字；因此也難以理解為什么提出這種主張的批評家（秦兆陽、周勃等）會成為“右派分子”，難以理解反對修改概念者高調喊出“保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口號的依據。

四年前我出版了名為《材料與注釋》的書，處理的是發生在20世紀50至70年代文藝界一些事件的材料，如毛澤東1957年1月頤年堂的講話，1957年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1962年的“大連會議”，還有馮雪峰、邵荃麟、林默涵、張光年、侯金鏡等圍繞這邪惡事件寫的檢討、交代材料。記得當年廣州的《羊城晚報》花地文學獎給這本書評了評論獎。我在答謝發言中說它“四不像”，不像學術論文，不像學術隨筆，不是資料匯編，不是文學史。當然，勉強地說也可以看作是“非典型”的文學史寫作。文學史寫作通常的呈現方式，是借助對材料的選取、編排來講述有關作家作品和文學運動、思潮的“故事”；講述者與材料，與所講述的“故事”之間所構成的關系中，講述者處在主導的地位上�！恫牧吓c注釋》有所不同，它嘗試采用另外的處理材料和講述者關系的方式。它突出材料，試圖將它作為主體，講述者則盡量隱身，降低其身段，從歷史敘述者“降低”為材料的說明者。這樣做的意圖，是著眼于“暴露”材料的在場性和相對獨立性，讓材料多個側面的豐富性得到更充分呈現，也讓圍繞同一事件的不同的、有差異的材料，不強制地統一到一個聲部，而讓它們構成“眾聲喧嘩”的互證，或互否的參照關系。

這樣的處理是為材料的特殊性質所決定。我在《材料與注釋》中說，這些作者處在“非正常”的生存狀態中，他們寫這些材料的時候，是以“走資派”“黑幫分子”“修正主義分子”的身份被審查、批判，他們的“交代材料”是壓力下的產物；材料中對人、事性質的認定，以及事實的真實性等方面存在著需要謹慎辨析以判明真偽的問題。為此，經過長時間思考，我尋找了這種例外的呈現方式。

不過，我在研究上突出材料，降低講述者的地位，減弱判斷、評判沖動，也不只是對特殊材料做出的反應。這二三十年來在學術工作中，最深刻的是一種不穩定的感覺。這種不穩定，既包括面對的材料，更是講述者自身。材料自然具有敞開性功能，讓我們知道事情的究竟，但材料也在不斷遮蔽。當我研讀1957年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材料的時候，在基本梳理出事件的線索之時，反而深深體會到無法知道其中的全部秘密，而且可以說許多材料將永遠無法知曉。知道為了夏衍的“爆炸性”發言，周揚等曾有周密策劃，但無法知道具體策劃的細節。夏衍發言“揭露”馮雪峰在上海時欺騙魯迅，引起許廣平當場痛哭，怒斥馮雪峰。你無法了解被誣陷的馮雪峰當時的心理情感。許廣平1957年站在周揚一邊，后轉而撰文評判周揚，讀著全部使用大批判流行語的批判文章，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出自許廣平之手，還是捉刀代筆。而所有被批判者會上的回應和檢討，在編輯成冊的發言集中沒有絲毫的記載，它們就這樣被抹掉……至于說到講述者的不穩定——觀念情感的斷裂甚至翻轉——這是心知肚明的事情。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之所以敢參加這個座談會，是因為我2016年在北京大學給研究生開了一門專題課，就叫“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我所談論的“現代文學”，是與“古典文學”相對應的概念，涵蓋今天作為二級學科的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從史料學或文獻學的角度，討論最近這一百多年的中國文學。這是門選修課，開給北京大學中文系相關專業的碩士生與博士生，三四年講一輪，下學期又要開了，我還得認真準備。上次總共講了十四次，我念一下各講題目，你們就知道我的思路。第一講是“文學史料學的內涵、源流及形態”，第二講“文本的生產、移動及其闡釋”，第三講“新文學的版本、輯佚及考辨”，第四講“‘新文學大系’的故事”，第五講“全集如何編纂”，第六講“中國近現當代作家資料集”，第七講“中國近現代報刊（綜合類）”，第八講“中國近現代報刊（文藝類）”，第九講“報紙副刊的編輯、檢索與閱讀”，第十講“日記、書札及年譜”，第十一講“自傳、回憶錄與口述史”，第十二講“公私收藏的檔案及其應用”，第十三講“圖像、聲音以及網絡資源”，第十四“史料學如何推動文學研究”。

在我看來，最近二十年整個中國文學研究的進展，史料學方面起很大推動作用。上古研究主要得益于考古發現，尤其是遺址發掘以及青銅器銘文，這方面主要受益者是歷史學而不是文學研究。中古研究得益于秦漢竹簡、敦煌文書、墓志以及壁畫等，這方面用得最好的是唐代文學研究。唐代文學研究最近二十年的進展比近現代文學好，視野非常開闊，技術手段也多樣化。近現代文學之推進，很大程度得益于晚清以降的報刊研究；而當代文學則主要仰仗檔案及口述史。每個時代史料重點不同，研究方法也有差異。因時間有限，就選一個小小的話題來講，談如何看待手稿研究。

一個偶然因素，2019年年底，三聯書店美編為我的重刊本《學者的人間情懷》設計封面，希望提供一頁撰寫于1991年、初刊于1993年《讀書》雜志的那篇同名文章的手稿。家里東西很雜亂，書籍放在另外一個地方，我們花了整整一個上午，居然搜尋到好些我20世紀90年代的文章手稿。很可惜，最想找的那篇沒有�？紤]到1993年后換筆，開始用電腦寫作，很少再有手稿存留了，我干脆編印了一冊《游俠·私學·人文——陳平原手稿集》（越生文化，2020），還寫了篇《自將磨洗認前朝》的自序，紀念一個消逝了的文化/文學時代。

我的手稿集更多的是懷舊，沒有多少學術價值，因為作為重點的那三篇長文都是發表過的，且沒有過多刪改。但這促使我想一個問題，手稿研究為何在中國沒有真正展開，并成為一門學問，這跟我們以往不太重視作家及學者手稿的保存有關。首先得有大量手稿存留且公開展出，乃至刊印，才可能做專門的手稿研究。魯迅手稿保存很好，最有條件開展此類研究，魯迅博物館原副館長王得后的《兩地書研究》便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商務印書館刊行《錢鍾書書稿集》，分《容安館札記》（3冊）、《中文筆記》（20冊）和《外文筆記》（48冊）三部分，如此海量的手稿，給研究者提供了無限馳騁空間，吸引了不少錢迷，日后會有好作品問世的。另外還有一點，近年中國各拍賣場中，文人學者的手稿大受青睞，這也促成了手稿研究的熱潮。但到目前為止，如何保存以及研究手稿，學界還沒有形成共識，仍可以說處在起步階段。我想談幾位師友的手稿流傳及編撰情況，從中引出一些有趣的話題。

第一個故事是關于王瑤先生的。王瑤先生去世后，師母委托眾多弟子合編《王瑤文集》（北岳文藝出版社，1995）及《王瑤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我負責其中的《中古文學史論》等。當初師母給了我不少王先生關于古代文學方面的手稿，我很高興，以為可以大展身手。但仔細比勘后，發現都已入集，且沒有大的修改。也就是說，對于完成度高的文人學者，相關手稿作者生前已經清理過，保存下來，更多是作為紀念品，而沒有很大的學術價值。若前后文字差別不大，或后出轉精，你非要加注不可，我覺得是畫蛇添足，沒有必要。學術著作不同于短篇詩文，無法倚馬立就，最初的想法與最后的定稿之間，會有很大差別，除非特殊情況（比如外力干預），否則沒必要復原那些已被作者拋棄的最初設想。至于準備階段的資料卡片，我也不覺得有穿插進現有著作的必要。若此類資料量很大，對學界有參考價值，值得作為專題資料集出版，那是另一回事。

王瑤先生留下來的手稿，真正有價值的是那些檢討書。從20世紀50年代起，王先生就不斷地寫檢討，而且大都存底，免得下回說的不一樣，那會被窮追猛打的。那一大堆檢討書，毫無疑問是被迫寫的，可它記載了時代風云，以及那代學者特殊的心路歷程，作為研究者，我們不能不重視。問題在于，這些檢討書要不要進入《王瑤文集》或《王瑤全集》，我和老錢（錢理群）意見不同。爭論的結果是老錢獲勝，大部分人贊同他。我之所以主張將王先生歷年檢討書放在檔案館或圖書館，供專業研究者查閱，而不是收在全集或文集里，是考慮學者有權利維護自己著作的完整性。比如，文人學者的個人隱私，或在某個特殊階段的違心之論，雖然那也是真的，但不希望進入文集傳世，這個要求是否值得尊重。最典型的，莫過于錢鍾書和楊絳夫婦狀告人家出版或拍賣他的書信手稿，理由是，那是我寫的沒錯，但著作權是我的，我不愿意刊行或拍賣。你們想寫文章，考證那些雞蛋是如何下來的，我覺得無聊，不配合。關鍵在于，作者有權處置自己的文稿，維護自己的學術形象。我們都知道楊絳晚年維護錢鍾書手稿的堅定立場，很多研究錢學的人不理解，甚至很憤怒，但從法律角度，她是站得住的。

我當初之所以不主張將檢討書收進文集，是考慮王先生若在世，他肯定不愿意這么做。也就是說，從維護作者尊嚴及作品完整性的角度，是否可以拒絕“有聞（文）必錄”。老錢說我的想法太理想化了，不適合中國國情，檢討書放在檔案館，一入侯門深似海，學者研究很困難。只有公開刊印，才可能傳世，后代才能理解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從這個角度看，即使略為違背先生的意愿，也是值得做的。大概十年前，師母告訴我，除了《王瑤文集》和《王瑤全集》所收檢討書，她又找到了寫于1967年3月的《我的檢查》，以及同年5月的《關于我的“材料”的一些說明》，都是長篇檢討，抄錄工整，內容也很豐富。我征求師母意見，問能不能公開發表，師母很猶豫。因此，2014年我們舉辦王瑤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時，我手中雖有這兩份材料，但寫論文時不敢引用。我看到了，但我沒有權披露，家屬擁有這些手稿的完整版權。直到2017年我主編的《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師母同意刊發這兩篇手稿，同時配發王先生女兒所撰長文。這么處理，我以為是比較穩妥的。

第二個故事是錢理群的。老錢的文章很有激情，有時牽涉現實政治，不適合公開發表。老錢很通情達理，告訴編輯違礙之處你可以刪，不要因為我的文章而丟了你的飯碗。但老錢是學魯迅的，你刪掉的地方，他都記下來。多年積累，編成了《刪余集》《刪余二集》等，打印出來送朋友。算是立此存照，告訴后人，我的某書某文被刪去了某章某段，你若想了解我的完整論述，請把下面這段話補進去閱讀。當然，必須是專業研究者，專門研究錢理群的，才有可能這么對照閱讀。但現在碰到一個難題，《刪余集》屬于自刊本，不能進公家圖書館；加上印制的量很小，只夠送朋友。而且以后我若引用，說此處文字見錢理群《刪余集》第二十八頁，人家編輯會不會不干，說自刊本無法復查，不算數。我自己偶爾也自費印書，不是因為政治原因，而是覺得有些私人話題或紀念性的東西，公開出版過于張揚，不符合我的性格及趣味。這方面的出版物其實不少，舊體詩詞、地方文獻、家族資料等，好些沒有書號的圖書，圖書館不能收，其實很可惜。

第三個故事還是手稿，不過有點變異。老朋友告知，若身體實在不行了，第一件事要把硬盤毀了。為什么？今天我們幾乎所有人的寫作都在電腦里面，其中有完成稿，有未定稿，還有若干片段以及參考資料等。有些篇章雖不完善，但畢竟是你的心血；有些很精彩的文字，但屬于別人，你保存下來是作為參考資料。若你有幸或不幸成為專家的考察對象，把這些“文稿”全都混為一談，那可真是冤枉呀。以前手稿保存困難，見到研究對象的只言片語，我們都很珍惜，會拼命挖掘，唯恐有遺漏。以后的問題則是如何甄別，電腦里保存的文字（手稿），并非都值得關注，如何在海量的數據里沙里淘金，是個難題。若見獵心喜，胡亂發掘新資料，說不定會制造很多冤假錯案。記得20世紀90年代有位學者被揭發抄襲，據說是當年在國外讀書，做了很多筆記，沒有標記清楚，以后寫作時直接引入，誤以為是自己早年的獨立思考。本人尚且有此混淆人我的危險，他人判斷起來就更困難了。除了未成型的文章，不成熟的思考，別人的資料，還有個人隱私等，若被錯誤使用乃至引申發揮，后果不堪設想。

當然，這是極端的狀態，提醒我們注意史料發掘的邊界。同樣是手稿，若年代很早，存世極少，當然以發掘及保護為主。但即便來源可靠，言之鑿鑿，也都必須認真審視，要有批判眼光，不能盲信，別以為有圖為證，寫下來的就一定是真的。在大學教書，尤其是講授史料學課程，除了傳授學生搜集及使用史料的方法及門徑，還得告訴他們陷阱在什么地方。只說史料很重要，把它吹上天，仿佛一紙定乾坤，這是不妥的。今天做博士論文、碩士論文的，大都希望能發掘及使用新史料，覺得這是過硬的東西。我在北京大學開史料學課程，首先說明是輔助性的，不能單刀突進。因為所有文學史料的收集、整理、批判、研究，必須有文學史的整體眼光，有這個大前提，才能把學問做深、做細、做活。否則，沉湎于細節的考辨，或者炫耀“獨得之秘”，會把學問做得很瑣碎，甚至把路子走歪。

所謂路子走歪了，既針對空疏，也指向妄斷。沒有大的視野，缺乏整體眼光，隨便碰到一個新資料，就開始自由馳騁，任意發揮，說得天花亂墜，這是初學者常見的毛病。史料是否真實可靠，看你的考據功夫；史料用得好不好，則有賴于你的綜合素養以及理論水平。有的人發掘了很多史料，但就是說不出個道道來，或者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其實，無論我們如何努力，找到的都只是“文明的碎片”，這些殘缺的片斷最終能否成型，取決于你的整體眼光及構造能力。必須有大的歷史眼光，殘片才能真正呈現其意義。傅斯年之所以提倡“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有他的針對性，不能盲目套用。若只滿足于尋找，屏蔽一切理論思考，會把學問做得雞零狗碎，不能說毫無所得，但意義不大。

姚名達在《哀余斷憶》中，回憶自己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讀書時，曾以《孔子適周究在何年》一文求教于導師王國維。王先生如何作答？以下數語，很值得玩味：“先生閱畢，尋思有頃，曰：‘考據頗確，特事小耳。’”學生的追憶文字，即使口吻逼真，也不能完全等同于本人深思熟慮的專業著述；但對這段話的真實性，我深信不疑。由哲學而文學、由文學而史學的王國維，獨特的治學經歷，決定了他不太滿足于純粹的考據。這里所說的大與小，并非指事物本身的體積，而在于能否牽一發而動全身，有無深入發掘與闡釋的可能，以及是否切合自家心境與文化理想。

具體到當代文學，我有個擔憂，那就是手稿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不是說來源可疑，而是引用的限度。作家、評論家、翻譯家都在世，彼此關系很好，來往書札不少，這些“證詞”的可靠性到底有多高。在國外訪學，常見到漢學家揮舞某某詩人來信，佐證自己的觀點，而且不準質疑，仿佛這就是金科玉律。因創作—評論—翻譯而結盟，成為好朋友，這我不反對；我只是擔心因關系密切而循環論證，構成了一個封閉的圈。你指引闡釋方向，我提供訂購合同，最終產品果然嚴絲合縫。面對這些珍貴手稿，我的看法是，珍惜友情，略為參考，但不能作為關鍵證據。

陳建功（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作為改革開放以來許多文學人物和重要文學事件的接觸者，對反映這些題材的傳記、學術著作就有特別的關注。隨之而來，疑惑就產生了。比如不久前讀過的《唐達成文壇風雨50年》，我曾向洪老師請教過。我說陳為人固然下了功夫，也對唐達成深懷感情，但書中寫到的某些人和事，和我所知很不一樣，讀多了，認為該書的史料來源多為丁玲及其秘書。我固然對丁玲極其尊重，與她的秘書也很熟。相信從她們的角度，對某些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就是這個樣子了。但我所知道的很多事件，和陳為人引述的都不一樣。如果只憑一方所知，就闡釋了某個文學事件，推演某個人物的心路歷程，是不是過于草率？洪老師告訴我，那都是孤證，靠“耳食之言”來寫小說，或可“活色生香”，但僅憑“孤證”就作為文學研究的依據，似不可取。因此，我以為，在文學史料的使用方面，如何把嚴謹的科學態度和“八卦”劃清界限，是一個問題。

上面所舉，是希望采信史料時兼收并蓄，避免道聽途說、魯魚亥豕。其實我更憂慮的是，某些傳記的撰寫者，今天和傳主的家人打得火熱，不惜毫無節制地謳歌，有意避開某種“不利”的資料，而后又因為某種原因與傳主的后人“反目成仇”，便不惜“添枝加葉”，這種把史料玩于股掌之上的文風，為正派的研究家所不齒。

因為我擔任過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館長，因此最后我想談一點文學史料征集和使用中可能遇到的問題。

首先要有歷史眼光和職責擔當。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某些被行政部門批評過了的、下架禁售的書，文學館收存不收存？當然應該收存。比如我們在“不合時宜”的時候收藏了不久前去世的導演彭小蓮的紀錄片《紅日風暴》。還有一些作品，因為受過某些部門或領導的批評，被“下架”或“禁售”，作為文學館，難道可以不收嗎？比如賈平凹的《廢都》，當年也是“廢”了的，難道可以不收藏嗎？

出于同樣的理由，我認為文學史料的搜集，仍有不少工作需要完善。首先要把話喊出來，以期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我們不是要建設“文化強國”嗎？那么請珍愛我們的文學遺產。不僅李白、杜甫是我們的遺產，汪曾祺也是我們的遺產呀。那么《汪曾祺檔案》，就不應該留在他所在的京劇院里收藏，文學館似乎才是好去處吧？類似的作家亡故后，檔案的去向問題，是文學史料的重要部分，是值得關注的。這件事情建議中國作協出面做，為作家服務為文學服務，就應該一件一件去辦好。

其次，就我們的館藏資料而言，有些史料還有個法律問題。比如某位著名作家的家屬在作家逝世后把他的日記捐給文學館。但捐贈的前提是，誰查閱，必須征得家屬的同意，或許要等到五十年后再予以公布。文學館和捐贈者既有這種約定，是必須信守諾言的。由此想到的一個話題是，現在某些作家的回憶錄到處出，有的是某些撰寫者好奇，找八卦，所述未必牢靠；有的是家屬為了緬懷親人，所言不無溢美。因此研究家以更高的眼光來甄別材料，或許是更重要的。

最后也說一個“八卦”結束我的發言，和史料或也不無關系。剛才老師提及的幾次重要文學會議，那些會議記錄我也看過一些。的確為我們研究那些重要的文學節點以及各位作家的觀點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料。但在當今的許多會議上，發言記錄也已經難以呈現發言者的真實觀點了。我曾在一個重要的會議上發言十五分鐘，我的發言很尖銳，直言不諱地對我們的某些工作提出意見。比我的“火力”更猛的，是馮驥才，他呼吁關注“中國古村落”的消失，批評宣傳文化部門鮮有作為。我驚訝地發現，我們的發言印到了“簡報”上，都只剩“三言兩語”，且都不過是“歡呼”“贊成”的套話而已。我記得我是和馮驥才一道向整理者委婉地提出“抗議”的，豈料那個女孩不解地看著我們，說您二位都是“老同志”了，您不懂嗎？我和馮驥才相視一笑，說“懂，我們懂。”——可見對某些所謂的“史料”，也是不必太當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