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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評論

    馬小鹽:在黑馬上締造現代詩歌的命運共同體

    2022-11-08 08:44 來源:南方藝術 作者:馬小鹽 閱讀

    來自 詩草堂 公眾號

    時代騎手
    ——在黑馬上締造現代詩歌的命運共同體

    馬小鹽

    馬小鹽,女,七十年生人,小說作者,文化批評家。

    馬小鹽,女,七十年生人,小說作者,文化批評家。

    為何從眼中射出黑色的光芒?
    它在我們中間尋找騎手。

    ——布羅茨基《黑馬》

    起源與目的

    現代性一詞,對很多詩人來說,似乎具有天然的正確性。尤其是口語詩這一領域,每每與大眾發生沖突,口語詩群體為自身辯護的最佳佑詞便是:這是現代詩歌,你們不懂。在這里,作為修飾詞的“現代”,成了各類面目可疑之人的庇護所。一旦躲避在“現代”一詞的冠冕下,各路徘徊在語言之門外的文學癡漢,即使作品糟糕透頂,亦可獲得合法的赦免權。事實上,這種爭辯,隱含著一種邏輯,一種租借自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文學進化論邏輯:因為是現代的,所以一定是先進的、先鋒的,F代詩歌亦然。

    但現代詩歌真如現代科技一樣,比起古典詩歌,更為先進與文明嗎?顯然不是,F代性這位多產的母親,她的嬰孩眾多。有的一路成長,有的半路夭折,有的已接近畸形的怪胎,譬如現代藝術。在法國哲學家波德里亞看來,現代藝術大多是堆積進博物館的毫無意義的垃圾。鮑德里亞的觀點,我有贊同之處,亦有反對之處。時代產生垃圾,亦產生珍寶,藝術史不過是從垃圾堆上選取珍寶的過程。任何時代,藝術的垃圾可能遠遠多于精品。后世留存下來的藝術,只會是金字塔塔尖的作品,而非全部,F代詩亦然。詩的好壞,與詩本身的語言、意象、韻律、生命力有關,與現代不現代沒有必然的關聯。所有的古典詩,對書寫和當時閱讀他們的人來說,都是當代詩。古典,只是后來者的一個分類罷了。古典詩,有好詩,也有壞詩,F代詩,當然也有好詩與壞詩。只是因時間之篩的篩選,古典詩中的好詩如今仍舊能夠映入我們的眼簾,壞詩卻已經湮滅于歲月。我們之所以無法分辨出同時代詩歌之好壞,那是因為我們仍舊身處時代之環的一鏈,未能窺破時間之篩最終的謎面。

    提起現代詩歌,我們有必要厘清這個詞匯的起源,F代詩歌起源于何處?眾所周知,中國的現代詩起源于“五四”白話文運動。而“五四”白話文運動,則源于現代文明與這片古老土地的正面相逢。當這艘朽壞老腐的巨船,與現代文明迎面撞擊,其結果令大多數中國知識人瞠目結舌:我們并非萬邦來朝,屹立于世界的中央,反而遠遠落后于世界諸民族。這簡單而樸素的民族主義情感,引發了當時知識界普遍的危機意識,文化改良與民眾啟蒙成了當務之急。而文言文的教條繁冗,早已與現代社會無法調和,并成了啟蒙民眾、提高素質,最終與民眾交流并達成共識的障礙,于是轟轟烈烈的白話文運動開始了。濫觴于白話文運動的中國現代詩,就此走上了它的蹣跚探索之路。

    眾所周知,中國現代詩的原點之作,《蝴蝶》一詩,就是白話文運動的發起人之一——胡適的作品。這首詩歌,雖然形式尚未擺脫舊詩(五言律詩)的傳統,語言卻淺顯直白,簡單易懂。它稚嫩、天真、口語化十足,笨拙得就像一個牙牙學語的孩子。胡適自己聲稱,他的新詩“很像一個纏過腳后來放大了的婦人……雖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樣上總還帶著纏腳時代的血腥氣。”胡適之所以如此自省,是因他覺得自己的詩歌仍舊擺脫不了傳統格律的束縛。然而,胡適詩作真正的弊端并非于此。真正的原因在于,胡適匱乏作為詩人的才華。他缺少詩人對詞語、意象、語音的基本敏感,更缺少詩人的天賦與性靈。他僅僅是一個醉心于文化改良的知識人,而非繆斯選中的情人。反而是魯迅的幾首調侃性詩歌,諸如《我的失戀》《夢》《人與時》,從語言到意象,比胡適的詩歌,更顯露出被繆斯女神吻過的印痕。

    如果說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傳道者,魯迅則是新文化運動的先知。傳道者與先知的區別在于,傳道者傳播他所看、所知、所倡導的一切。在道與民眾之間,他是橋梁。先知則在黑夜里吶喊的同時,返回傳統,反思傳統,并預言未來。在道與民眾之間,他既是闡釋者又是原創的祭司。比起傳道者,先知更有靈性,也與繆斯更為親近。這也是魯迅的詩歌,為何優于胡適的緣故之一。但無論胡適還是魯迅的白話詩歌,他們的目的,皆非抒發一己之情、一己之感,他們的本意,原本便在于開風氣之先,與民眾一起,創造一個新世界,生成一種新文化,締造一個民族復興的文化共同體。

     

    失蹤的他者

    厘清了中國現代詩歌的起源與目的,我們便會發覺,如今中國的現代詩歌,早已錯失了當初的目標,反而迷失在由各種思潮所構筑的米諾斯迷宮之中,這迷宮里的怪獸,不是牛頭人身怪物,而是詩人們那個過度膨脹的“我”。詩人與讀者之間,往往處于對立的兩極:詩人自詡高級文化的代言人,拒絕給民眾寫詩,民眾亦不理解詩人所謂的現代詩歌。民眾與現代詩歌的隔閡,一如博爾赫斯與他戀人的隔閡:“在我的愛人與我之間,必將豎起/三百個長夜如三百道高墻。”在我們這里,有時甚至會演變為:“在我的讀者與詩歌之間,必將豎起/三百道高墻如三百種痛罵。”

    為何出現如此難堪的二元對立局面呢?這是由歷史原因造成的。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再度敞開的國門,迎納了歐美四、五十年間集聚如浪的文化思潮。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女權主義、后現代等等,一浪接一浪的與馬克思主義雜交的知識浪潮,在極短的時間內,不問禾稗,蜂擁而入,擊打著這片荒蕪而饑渴的土地。大部分中國知識人,被這些浪潮吸引并捕獲。詩人,這語言的祭司,這種族里最為敏感的人群,首當其沖地成為接納新思潮的最佳器皿。

    熟知哲學思想的人知道,從存在主義,到后現代主義,皆倡導個人主義與個性解放。詩人,原本便是一個容易自傲的群體,在這些零散思潮只言片語的影響下,更容易成為一個膨脹的唯我論者。他們把放浪形骸當做靈感的食糧,把唐璜式輕薄當做羅曼蒂克的自我,把潮流熏陶下的戲劇性“假我”當做了“真我”——在扮演詩人與真實詩人之間,他們自己,亦分不清哪一個是自己的面具,哪一個又是真正的“我”。這導致大量的中國現代詩中,自我與縈繞著自我而催生的假面齊飛,卻罕見他者的在場。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曾將現代社會的此種現象,歸罪于西方哲學的本體論對他者的過度同化。這種將他者還原為同者(將他者同化為我,我的思想,或者我的財產)傾向,最終會將他者變成一種自我論。在此基礎上,列維納斯提出了他者倫理學——一種尊重他異性,他者優先,對他者負有責任的倫理觀。

    追根溯源,上帝殺手尼采,殺死上帝的同時,亦殺死了他者——在上帝死亡的瞬間,分崩離析的信仰碎片,彌散進每一個追求個性的主體之中,人人想彰顯自我,想成為獨在的微型上帝。因此自我無限膨脹,不但將他者同化為同者,還將他者的他異性壓縮為微粒,于是一個原子化的輕浮世界誕生了,于是大量書寫社會現狀的詩歌,亦淪落為輕淺之物。

     

    詩人與時代

    我們可以看出,在我們的時代,詩人與民眾的關系并不融洽,反而常常劍拔弩張。那么,我們有必要提出一個問題:詩人與時代究竟是什么樣的關系?他是時代的情侶?還是時代的旁觀者?亦或是時代的同時代人?

    時代的情侶,熱衷于謳歌時代,贊美時代,在時代的森林里夜鶯一般婉轉鳴唱著他的頌歌。時代的旁觀者,則疏離于時代,他僅僅冷眼旁觀著時代發生的一切事件。在我看來,一位優秀的現代詩人,應該是我們所處時代的“同時代人”。我這里所言的“同時代人”,并非時代的同路人,而是來自阿甘本哲學語義上的“同時代人”。

    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言“同時代人就是不合時宜的人。”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在巴特的基礎上,完善了“同時代人”一詞的涵義:1.同時代人是緊緊凝視自己時代的人,以便感知時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的人。2.同時代人不僅僅是指那些感知當下黑暗、領會那注定無法抵達之光的人,同時也是劃分和植入時間、有能力改變時間并把它與其他時間聯系起來的人。綜上所述,一個阿甘本哲學意義上的同時代人,應該具有以下三大特點:1.一個不合時宜的人。2.一個感知時代黑暗的人。3.一個試圖改變時代的人。也就是說,這樣的人,既不融入時代,也不遠離時代,而是處于時代的斷裂點上。他緊緊地凝視著時代的黑暗,并有能力在這個斷裂點上,植入過去之光,并試圖以一己之力改變當下。

    阿甘本“同時代人”的概念,或許不好理解。但我們只要回顧一下文學史上那些星群般閃爍的顯赫姓氏,便會對這一概念有所了解。波德萊爾、卡夫卡、曼德爾施塔姆、魯迅,都是他們所處時代的同時代人。若無這些人的存在,他們的時代將在歷史的長河里黯淡無光,他們的時代也將變得失聰喑啞。波德萊爾,這位歐美現代詩歌的先驅,就是十九世紀的同時代人。他以一己之力,改變了他所處時代最終的文學走向。

    但就是這樣一位現代詩歌的奠基人,卻是他所處時代的罪人:他的詩作被告上法庭,他的詩集被官方封禁。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期,典雅清麗的浪漫主義詩歌是法國詩壇的主流聲音。波德萊爾,這位時代的逆子,卻處處與浪漫主義反其道而行之:浪漫主義在詩歌里歌頌大自然的田園風光,波德萊爾則在詩歌里吟詠現代大都市的陰暗角落。浪漫主義詩歌里游走的是貴婦、淑女、紳士,波德萊爾的詩歌里穿行的卻是妓女、醉鬼、賭徒。如果說浪漫主義詩人是當時文學界的天使,波德萊爾則是橫空出世的撒旦。本雅明曾在評論波德萊爾時言:“詩人們在他們的街道上找到了社會渣滓,并從這種渣滓中繁衍出他們的英雄主人公。”是的,這位文學撒旦,本質上是一位文化英雄。他既叛逆時代,又觀察時代。他以一己之力釋放了詩歌的新潛能——現代詩歌就此闖入了古典詩歌不能進入的禁忌之區。他緊緊凝視時代之暗的雙眼,讓他歌詠他所看到的一切:垃圾堆、腐尸、妓院、賭場。他撕開繁華的現代大城市被遮蔽的一角。他的詩歌里,普通民眾的身影不停地穿梭。正是從波德萊爾起,確定了現代詩歌的基本調性——現代詩歌是自我與他者共在的詩歌,而非象牙塔里矯揉造作地虛假吟哦。

     

    詩人與民眾

    一個看重自己使命的詩人,不可能藐視民眾。因為他便是民眾的一員,他使用與民眾相同的語言,他的個人經驗里濃縮著民眾的集體經驗。他與民眾不但處于人類命運的共同體,還處于語言的共同體——他是他們的聲音,他們通過他來發聲。布羅茨基因此寫道:“人民性不是政治正確與簡單的審美。阿赫瑪托娃意識到自己的天職——她的聲音是一億人民的吶喊。”

    那些藐視民眾,表面上叛逆一切實際上什么也不叛逆的詩人,并非我們的同時代人,反而是被時代潮流席卷而去的人。他們是尤奈斯庫荒誕劇里的“犀牛”,也是艾略特詩歌里的空心人。他們穿著現代性禮服,卻不知現代性是何物,更不知現代詩是何物,語言是何物。他們的表演性人格,讓他們成為一種類似詩人-演員的角色,而非大寫的傳達民眾集體經驗的詩人,他們只知道潮流來了,他們得趕快站在潮流之上,乘風破浪,斬獲名聲。他們是時代之潮可悲的殉葬品。一如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這烏托邦頌歌隊的最佳領唱,當他意識到他所贊美的事物,反過來對他施行思想擠壓,他搶先用一粒子彈,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是他最美的詩行。因為這是一位詩人,用自己的行動與鮮血,怒氣沖天地書寫著最后的懺悔與反抗。

    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這樣的詩人,才是他們所處時代的同時代人。正是因為他們,他們所處的時代,才不至于籠罩著無底的黑暗。正是因為他們,后來者才能從歷史的廢墟里,看到人之為人的尊嚴。正是因為他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聲音才會被后世所聽見。很多詩評家評論布羅茨基的名作《黑馬》時,認為這首詩里的“黑馬”意象指的是詩人自己。在我看來,恰恰相反,布羅茨基詩歌里的“黑馬”,指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無法逃脫卻必須緊緊凝視的他所處的時代:

    如此漆黑,黑到了頂點。
    如此漆黑,仿佛處于針的內部。
    如此漆黑,就像子夜的黑暗。
    如此漆黑,如同它前方的樹木。

    寫這首詩的布羅茨基深深意識到,“在我們中間停留”的遲遲不肯離去的時代,正在尋找它的騎手。時代已至,“騎手”何在?“騎手”又是誰?是大寫的詩人,是真正的歌者,是在黑馬的背上締造現代詩歌的命運共同體的人。

    我們的時代也在呼喚它的同時代人,也在尋找它的騎手。我們時代那個騎在黑馬的背上締造現代詩歌命運共同體的人,他出現了嗎?他發聲了嗎?他已經上路了嗎?我不知道;蛟S他正在揚鞭策馬奔馳而來,一如清晨撲面而來的萬道光芒。

    (原載《草堂》2022年第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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