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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生六記》是如何在五四時期火起來的?

    2021-02-22 09:14 來源:新京報 閱讀

    原作者 | 李長莉

    摘編 | 徐悅東

    《浮生六記》,沈復著

    《浮生六記》,沈復著,周公度譯,大星文化 | 浙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4月版

    五四時期,新青年們以反傳統相號召,高揚個性解放旗幟,批判舊家庭制度,將以孝為核心的傳統大家庭倫理斥為“吃人的禮教”,掀起了家庭革命浪潮。一時間,自由戀愛、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個性解放等成為新青年一代的流行口號,宣傳這些新觀念的各種新書新報、西書譯文涌現如潮,直至二三十年代,一直盛行不衰。就在青年們紛紛拋卻昔日經籍、爭讀西學新書的大潮中,卻有幾本明清時期江南文人的自傳體筆記舊文,也被屢屢翻印,流行一時。如江蘇如皋人冒襄的《影梅庵憶語》、浙江錢塘人陳裴之的《香畹樓憶語》、錢塘人蔣坦的《秋燈瑣憶》,還有江蘇蘇州人沈復的《浮生六記》等,都被反復印行,成為大受青年喜愛的熱門書,其中的人物故事也成了新青年們常常談論、耳熟能詳的掌故。

    這些幾百年前舊時代民間文人寫下的舊籍小文,所記內容皆為個人的男女感情生活。在舊時,這類文字既屬生活瑣事,也多不合正統禮教,故屬于文壇末流,為士林所不屑。然而,在西學涌入、新說迭出的二三十年代,這些陳年谷屑卻被翻了出來,成了與西書新著并列流行的文字,此一現象頗值得玩味。

    在這類舊籍中刊印版次最多、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當首推沈復的《浮生六記》。這是一篇乾嘉之際一個蘇州無名文人寫下的僅3萬余字的自傳小文,寫成后手稿零落,幾被湮沒,1924年被俞平伯整理標點首次以單行本印行后,據筆者初步統計,直至40年代已有多家出版社至少印行了50余版次,不少出版社在短時間內一印再印,甚至一家出版社在不到10年間就印行8次之多,可見該書頗受讀者歡迎,流傳之廣。

    30年代中著名的“洋派文人”林語堂又把該書譯為英文在美國出版,并在自己談論家庭的文章中多次引用。30年代末社會學家潘光旦在關于性學的譯著中也引注此書以為例證。他們三位都是成長于五四時期,受新式教育,活躍于當時文壇,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的新一代文化人,但他們對此書的解讀,卻因各自所持的文化視角和家庭觀念而迥然不同。顯然,此書所代表的某種傳統家庭文化因素,在這三人分別代表的不同觀念系統里,有著不同的符號意義,反映了這種傳統因素在他們建構的現代家庭觀念中具有不同的延續和變異形態。對這一現象深加考察,當會對前述傳統與現代觀念的連續性問題有所回應。

    《浮生六記》的家庭文化

    為何如此吸引五四新青年?

    《浮生六記》的作者沈復,字三白,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他寫的這部生活自傳現存的四記記到嘉慶十三年(1808),此后行蹤及卒年不詳。他出生在蘇州城里居滄浪亭畔的一個“衣冠之家”,其父在官署游幕以養家口。沈復本人雖出身書香門第,自幼讀書,但并未有成,嘗自謂“少年失學,稍識之無”,并未走上科舉功名之途。

    他也略能詩畫,所作文字清新雅潔,傳情達意,可以說還很有些文采,但在才子如云的蘇州城,便只算得個末流的無名之輩了。他雖讀書未成,但生成一種灑脫不羈的才子性情,有著一副多情多趣的兒女心腸,18歲時娶了青梅竹馬的舅家表姐陳蕓,與這位才情洋溢的愛妻共同度過了20多年情投意合、趣味盎然的夫妻生活。

    后因他們行事忤逆父母,被大家庭所逐,最終落得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慘結局。他寫的這部自傳《浮生六記》中的前三記《閨房記樂》《閑情記趣》《坎坷記愁》,主要記述了他與妻子蕓娘充滿快樂和情趣的夫婦生活之樂,以及他們夫婦被大家庭所逐,蕓娘貧病而死的悲悼之苦。他飽含歡樂與淚水的真情記述,生動地再現了傳統大家庭制度下,一對性情夫妻的幸福與苦痛,反映了一種以夫婦為中心的小家庭文化傳統,在大家庭制度及其文化傳統主宰下的生存形態與命運。

    沈復記述他們夫婦幸福的小家庭生活,代表著一種不同于主流大家庭文化的民間文人小夫婦家庭的文化形態,其特點略有以下數端:

    第一,“自由戀愛”的幸;橐。

    第二,才學相知的“閨中良友”。

    第三,恩愛多情的癡情伉儷。

    這種民間小家庭文化傳統的存在有兩個基礎。一方面,從社會條件而言,在明清時期,一對夫婦的核心家庭是民間廣泛存在的家庭形式,特別是在下層社會,由于貧窮難以維持多代同堂的大家庭,子輩婚后別居、各自謀生的小家庭形式十分普遍。即使是在多代同堂的復式大家庭之內,夫婦小家庭仍然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這種夫婦小家庭存在的現實,自然孳生著夫婦中心的觀念。另一方面,從人之本性而言,在對偶婚制下,夫婦作為最親密的生活伴侶,有追求夫婦之愛的自然天性,而夫婦之愛的一個重要因素,即是雙方性情意趣的相近相投,此乃人性,禮教可以壓抑之卻不可消滅之。像沈復與蕓娘便是這樣性情相投的典型一例。

    在人文昌達的江南一帶,書香之家的女子心靈手巧,甚至識文斷字者不少,但像他們這樣才情契合的夫婦則不多見,特別是在家庭利益主導的婚姻制度下,要遇到才情相投的佳偶,只能是偶然的幸運,因而現實的婚姻從人性方面往往不盡如人意,故一般文人將尋求“紅粉知己”、才女相伴為一種理想追求。很能反映這種情況的一個現象,就是歷代多有民間文人創作才子佳人故事的傳奇小說、鼓詞戲曲,并能夠在民間廣為流傳,足見情趣相投、才藝相尚、亦伴亦友的夫婦生活模式,是歷來文人所追求的一種理想。這一基于人之本性的理想追求,雖然受到禮教倫理的壓抑,但在實際生活中卻一直與禮教傳統并行存在。

    特別是身處大家庭生活之中,較多地受禮教束縛,遵從家族式婚姻,又追求精神生活情趣的文人階層更為突出,只能將這種理想追求作為對現實婚姻不滿中尋求補償的精神寄托。只不過一般文人對現實和理想是分開調處的,因而不致發生沖突,如歷來文人有交游才妓,甚或納妓為妾的現象,即可視為對家庭夫婦生活不足的補充形式。娶妻則“為治家之賢婦”,交游則“乃絕藝之才女”,被視為善于調處二者的理想模式。但在沈復身上,現實和理想則高度地合而為一,他有幸娶了一位“絕藝之才女”為妻,既是他的初戀情人,也是他的“閨中良友”;既是他的生活佳侶,也是他終生癡情愛戀的“紅粉知己”。這是人生難得的幸事,但又是他們的不幸,他們的這種小家庭文化模式,必然與他們生活于其中的大家庭制度發生沖突。

    沈復夫婦任情隨性的行為處世,直接損害了大家庭的經濟利益、社會利益及孝道秩序,這三點都是大家庭的根本利益所在,因而他們屢招父母及同室家人不滿,被視為損害大家庭利益的禍害,故此釀成不可調和的家庭矛盾,為大家庭所不容,分別在婚后第12年和第20年,先后兩次被父母逐出家門。最后一次更是兒女拋散,飽受流離窮困、家破人亡之苦,蕓終因貧病而死,沈復則有家難回,浪跡他鄉。這對恩愛幸福的夫婦,以任情隨性的小家庭生活文化與主宰社會的大家庭制度相抗衡,就落得這樣家破人亡的悲慘結局。

    這里面固然有他們夫婦二人性格方面不善調處的因素,但就本質而言,仍是他們出于本性的小家庭文化,與維持社會秩序的大家庭制度之間,因性質的不同而必然發生的根本性沖突。沈復夫婦生活在兩個世界里:一個是他們的小家庭世界,在里面他們是一對情趣相投、恩愛幸福的夫婦;另一個則是大家庭及外部社會的世界,在其中他們則無論在家業上還是功業上,都是徹底的失敗者。因而可以說,他們夫婦的悲劇標志著他們所代表的本于人性、以夫婦為中心、任情隨性的小家庭文化,在大家庭制度及社會秩序下缺乏生存和成長空間的必然命運。

    俞平伯:《浮生六記》是“個人才性伸展”的典型

    俞平伯(1900~1990)是五四以后第一位向社會推介《浮生六記》并使之流行開來的新文化人。他是沈復的同鄉,也生于蘇州一個書香之家,其曾祖父是晚清著名學者俞樾。俞平伯自幼受家學熏陶,既長則上新式學堂,15歲考入北京大學國文門。他在大學期間便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寫作新詩文,是早期新文學社團新潮社和文學研究會(稍后還有語絲社)的重要成員。19歲畢業后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大學任教,繼續新文學活動,后尤以研究《紅樓夢》名世。據他回憶,在少年居鄉時就曾讀過《浮生六記》,但沒留下什么印象,1922年他從友人顧頡剛處又偶然重讀此書,觸發其思想,頓感此書“有迷眩人的魔力”,是“絕妙一篇宣傳文字”,遂加以標點整理,并附以年表,以單行本刊行,還先后寫了兩篇序文(其中一篇先于1922年10月在《文學》上發表),該書1924年由北京樸社首刊后,隨即廣為流傳。

    俞平伯將對沈復《浮生六記》的解讀歸結為“個人才性伸展”這一元素,并把它作為“個性解放”這一新觀念的一個對應符號,使沈復夫婦的事例成為他印證批判舊家庭制度摧殘個性、建設“完全發展人性”的新家庭觀念的一個例證!陡∩洝繁毁x予了這樣的符號意義,它便脫離了原作者沈復的話語系統,而被納入俞平伯的新觀念系統,因而衍發出了新的義涵。

    一方面,沈復夫婦“個人才性伸展”及受大家庭摧殘的悲劇,構成了只要打破舊家庭制度,建設使人性完全發展的制度,就會使個性得到解放、人才得以產生、民族煥發活力的因果關系鏈,這是俞平伯用個性解放的啟蒙主義話語系統所建構的。另一方面,沈復夫婦的事例還意味著,作為啟蒙思潮一個核心概念的“個性解放”,不只是一個由西方引進的外來物,它還有著本土傳統的基因和血緣,只是以往被壓抑摧殘而不得彰顯。

    這層喻義是《浮生六記》這一舊籍形式所特有的,也正是俞平伯之所以在提倡個性解放的西說新文如潮而來之中,唯獨見到這本不起眼的舊籍而眼前一亮,頓覺其“有迷眩人的魔力”,因而予以標舉宣揚的根本原因所在。這是五四時期新文化人普遍的民族主義情結使然,這使《浮生六記》成了連接傳統與現代(西方)的一個環節,使個性解放這一原似來自西方而使中國人總有些隔膜感的外來物,一下子接上了本土傳統的血脈,因而具有了深厚的本土生命力和親切感,這就是這本陳年舊籍之所以在此時經俞平伯之手得以復活并廣受讀者喜愛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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