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棗，湖南長沙人。詩人，學者和詩歌翻譯家。80年代初，少年張棗以《鏡中》、《何人斯》等作品一舉成名，成為“巴蜀五君子”之一。北島評價張棗的詩歌：“以對西方文學與文化的深入把握，反觀并參悟博大精深的東方審美體系。他試圖在這兩者之間找到新的張力和熔點。”詩人柏樺說，他20出頭寫出的《燈芯絨幸福的舞蹈》，就足以讓他的同行膽寒。2010年3月8日因肺癌逝世。
《絕對之夜，或對一個詩人的紀念》宋琳為紀念張棗而繪，2010年
張棗逝世五周年之時，由他生前的友人宋琳、柏樺等編選的《親愛的張棗》再版推出。書中收錄了13位詩人的13首懷念詩作，以及北島、陳東東等友人的紀念文章。文中有對詩人詩歌的細致品評，也有對其思想的觀照，而最令人感動的，是對詩人們之間友誼的書寫。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共讀書中詩人鄭單衣寫下的《故園落梅憶張棗》，懷念詩人。他寫道，若是只選擇記住我們各自認為的、那些值得回味的片段，“遺忘便會坐下來， 坐到回憶中常坐的地方。”
故園落梅憶張棗
文｜鄭單衣
本文原刊于《親愛的張棗》
鄭單衣
詩人，畫家。1963年生于四川，20世紀90年代定居香港。歷任報館財經編輯，出版社總編輯及英文《亞洲文學評論》高級編輯。20世紀80年代初發表大量詩歌、小說、散文、翻譯等，部分作品被譯成英、德、法、意、日等文字。出版《夏天的翅膀》(漢英對照）、簡體擴充版《夏天的翅膀》。另著有《鄭單衣30年詩歌、小說、散文總集》。
1
近年每遇舊友，或多或少，都會談起張棗，我們八十年代的巴蜀友好，尤其如此。他當年的突然辭世，在大家內心引起的沉痛，似已漸至平伏。幾年間，我也斷續讀到回憶與追念他的文字，作者們各有側重，用各自記憶中的片段，合拼出一個愈加豐富的張棗來。
上年，我曾見到陳東東、吳世平、傅維、宋琳、羅輝、李亞偉、王凡、柏樺、郭豫賦等友人，每言張棗，仍是扼腕嘆息。所幸，張棗詩歌漸受重視，這也許才是更好的紀念。我和羅輝、王良和等亦曾努力，想盡有限的可能，讓更多人了解他的建樹。
不覺，詩人已逝五年。按我們當初祈禱，所謂順利輪回等等，不過生者的自我安慰，也說得通。然而，有些事，畢竟神奇，無法作一般的解釋。這也是何以我終于還是動了筆的原因。
先說2010年3月8日清晨的事。
那天，無端端地，我4點多突然被噩夢驚醒，夢境模糊而怪異，未記住，更無法再睡。于是起床，比平時早了至少三四個小時。起床后，泡茶、點煙、磨墨、選筆、寫字……而且，那天寫字也不依帖。我在一本英文雜志上，隨意寫下出現在腦海里的字，任何字，寫著寫著，就反復寫起了“張棗”二字。
抽著煙，喝著茶，寫著“張棗張棗張棗……”，稍后，莫名其妙地，就突然對煙味反感，掐滅煙，行了吧？不行！覺得煙灰缸奇臭，并開始干嘔，移開煙灰缸，仍不行，甚至見煙就反胃！最后，我居然決定：“立即戒煙！”
連自己也吃了一驚。
于是，開門下樓，去垃圾站，扔掉了所有的煙、煙灰缸，以及在澳門新買的金屬煙盒、打火機。把一大堆東西扔進了垃圾桶。
回家后，覺得如釋重負，不再干嘔。漸漸輕松下來后，我繼續寫字，到天亮，已是滿地廢紙。
平時，寫完字我會及時扔掉廢紙。然而，那天鬼使神差，卻獨獨把那本雜志留了下來。不僅留了，還直接存在了柜子內！
由于起得過早，天亮后我疲憊不堪，倒頭又睡，醒來已過中午，外出吃完飯并不回家，四處溜達直到黃昏。期間，開始受煙癮折磨，實在忍不住了，就去最近的店鋪。掏錢，剛要開口買煙，又突然掉頭，大步離開。如此，反復……最后，沒辦法，只好喝醉自己，倒頭直睡到次日。天大亮，春寒，懶在床上，想抽煙，怎么辦？與前日一樣，最終又把自己喝醉。
3月10日。醒來，從網上看到：“……中國當代著名詩人張棗因肺癌逝世，享年四十八歲……獨家采訪了張棗的弟弟張波先生，他證實，張棗先生于北京時間3月8日凌晨4時39分，在德國圖賓根大學醫院逝世……”
回想前兩天的怪事，一算時間，這才大驚失色！
我立即打電話給身邊朋友，幸得大家從佛學角度進行開釋與安慰，才緩和下來。我的佛學知識使我相信，3月8日，他在圖賓根痛苦彌留期間，曾和我有過一次神奇道別，并推動我的毛筆，讓我寫下他的名字，并讓我惡心煙味，做出立即戒煙的決定。
其實我是半信半疑。但我的佛教徒朋友們卻確信無疑，還特別找來《西藏生死書》。這才有了為他做的頭七誦經超度儀式。說來也巧，我常去打坐的佛學中心剛請了印度、西藏、尼泊爾、不丹和臺灣的僧尼來講法，在我們的請求下，得到兩次機會。一次是，當晚由喇嘛A引領，大家集體誦經。又，次日清晨在海邊由尼眾引領誦經。
兩次誦念都極不尋常！多虧朋友們的照應，那個禮拜，我停下手中所有工作，幾乎全日誦念、祈禱，翻閱《西藏生死書》：
“死亡只是另一期生命的開始。”生命乃是“稍縱即逝的形式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永無盡期……”
2
張棗寫于1984年秋的名詩《鏡中》的原始手稿。
4月，我不再抽煙。前往倫敦，在牛津做一項翻譯工作，年底才回到香港。期間，我和M、S、L合作，重新校定并發表了張棗《鏡中》一詩英譯。初稿由羅輝譯出，系當年我為企鵝出版社擬出的《中國現代詩選》編選的樣詩之一。2007年，張棗在蘇州讀后很滿意。如此，我不僅是《鏡中》中文的首發編輯，二十五年后，又編發了它的英譯。
《鏡中》首次發表于1985年3月，在我和王凡主編的《現代詩報》創刊號上。同時發表該詩的是柏樺、周忠陵主編的《日日新》詩刊。英譯發表于2010年《亞洲文學評論》冬季號之“中國專輯”上。同期，發表我寫大陸現代詩的文章。文中，我比較了六零一代（新生代）與上一代詩人的不同處，試圖找到新角度，去描述“為文學的文學”與“為反抗的文學”在過往三十年的狀況。其中，在比較教育程度與文學觀念的關系時，特別以張棗為例，來說明新一代詩歌的主要特征。2010年11月，我還在BBC介紹過“六零一代”，也就是“新生代詩人”的詩學與美學主張。
在倫敦，胡冬告訴我許多不為人知的張棗的故事。后來，他寫了一首叫“八月的燕子”的詩來懷念他。作為同齡人，他倆在孤寂的歐洲有更深的，尤其是四川背景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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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冬，張棗首次回國，部分圈內朋友歡迎張棗回國合影。后排左起：楊偉、鄭單衣、邱海明。后排右一為《小偷日記》譯者李偉。前排左一傅維，右二張棗，右一柏樺。
大約1983年，我通過王凡認識了柏樺，然后陸續認識了彭逸林、周忠陵、吳世平和張棗等。第一次見到張棗應是1984年秋天，他寫出《鏡中》前后，地點在西師，王凡帶他到李康開的學生咖啡室。之前，大家都在談他，談得最多的是王凡、柏樺。他們談他的方式也很特別，是那種兩眼放光式的，語調急促而興奮。
二十一歲的張棗英俊、嚴肅，舉止優雅，普通話、英語、湖南話與重慶話交替使用，給我留下極深印象。和海子一樣，張棗十六歲考入湖南師院英文系，與77、78級那些高齡“前紅衛兵”做同學，和大部分同齡人的成長經歷，是很不一樣的。
那天，不知何故，他談起了自己在師院的經歷。更大談特談梁恒的愛情故事。梁恒為1980年湖南師院學生領袖，有極好的演講口才，為張棗所欽佩。他是“文革”后首例涉外婚姻的主角，婚后移居美國。并用英文出版《革命之子》一書，揭露大陸“文革”慘狀，轟動西方。1984年在紐約創辦雜志。由于張棗的緣故，雜志每到重慶，大家就爭相傳閱。后來，曾有“知識分子寫作”的說法，在我的記憶里，始于此時，以及小圈子內的各種即興發揮。
那時的重慶小圈子主要有兩類人：在校生和校外文青。在校生主要有我、張棗、廖希、李偉、楊偉、傅維、王凡、大成、李康、王洪志、王文林等，聯系著全國各主要大學的詩社，以及四川境內的校園詩人；校外文青則有吳世平、柏樺、彭逸林、周忠陵、費聲、王川平等，聯系著成都、北京、上海、南京、云南、貴州、西藏、廣州等地詩人。由于吳世平的作用，更連接起《今天》詩群的北島等等。一時間，巴蜀互動，南北呼應，風云際會，群星閃爍！
1984—1988年，對我們來說，是寫作突破，走向成熟至關重要的四年。張棗于1984年秋寫出處女作《鏡中》，一鳴驚人，隨后有《四月詩選》，一路開展。我則于1985年1月寫出《妹妹》，1988年印成《詩十六首》等。期間的巴蜀詩壇，人才濟濟并形成格局，漸成八十、九十年代詩壇主力軍。歐陽江河、翟永明、唐亞平、彭逸林、柏樺、胡冬、萬夏、李亞偉、石光華、廖亦武、蕭開愚、孫文波、趙野、傅維、鐘鳴、周倫佑、楊黎、宋渠宋煒等均有突出表現�？芍^詩文滔滔，各領風騷，建構起我們記憶中那個令人永難忘懷的、詩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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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張棗在四川外國語學院。
我和張棗見的最后一面，是在2008年的北京。他先是帶我去傳奇人物黃珂家，過川菜癮，又送我一套他編的《黃珂》雜志。又說，一定要帶我去民族大學附近吃湘菜。即興，是典型的張棗性格。吃湘菜那天，我特別約了我們八十年代的老友畫家劉躍，他長居紐約，剛在798建了工作室。他約了敬文東及顏煉軍等。席間，他提到1987年那次回國，說沒了合影，讓我掃描一份給他。我今冬搬家，才找出當年的珍貴合影。之前，封存在一個儲物間達六年之久。
在首都機場，我的大陸手機收到張棗的短信。那是他發給我的最后一條短信，只有兩個字：“保重！”
1985年我畢業后去了貴陽教書。1986年，張棗去了德國，1987年冬，張棗回國。大家提前約好，我就從貴陽回重慶相聚。再見面，已是二十年后的蘇州。九十年代，我到香港后，接到的第一個歐州電話，便是張棗打來的，斷了聯系多年，驚訝不已！我在報館工作時，我們常煲電話粥。他總會算好我深夜發完稿，回到家的時間，打來電話。“孤懸海外”、“奉神的旨意……”，是那時我們互勉和聊以自慰的關鍵詞匯。有一年，他太太帶六歲的兒子來香港表演鋼琴，讓我為他買火腿。我們趕到酒店，結果卻沒能見著，忘了原因。我出第一本詩集前，他曾給過我不少建議……但2007年重見，卻差點沒認出來！
一見面，不等我開口，似乎早想好般地，他說“：我也曾經英俊過！”讓我感覺突兀，像是某種抱歉與尷尬。說罷，他獨自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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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春夏之際，北大中文系、加州大學教授奚密主持“現代詩細讀”。其中一次是讀張棗的組詩《跟茨維塔伊娃的對話》。詩選自他生前出版的唯一一本中文詩集：《春秋來信》。
我記得到場的有唐曉渡、崔衛平、臧棣、周瓚、汪劍釗、周偉馳、西渡等等。
那大約是1986年以來，國內大學首次討論張棗作品。詩寫于1994年，有一定復雜性。我于是很認真地作了準備，查閱了詩中引述的法文與德文含義。相信它們可能包含一些特殊信息，與全詩或某些段落，存在關聯。宛如與特定讀者的交流，比如既懂法語，又懂德語的，更懂中文的想象中的對話者——茨維塔耶娃的幽靈。
而且，根據第一段的引文內容，及已知的傳記資料，我當時甚至認為，引文可能是他偽造的。目的在于，在由第八首(致Rilke)暗示出的女詩人的“對話者群”中強行加入一種中國男人的、一廂情愿式的對話，從而暗中把臆想的“對話”主題，偷換成“傾述”主題……所以，在《春秋來信》第114頁的空白處，我還寫道：
……如第十首……這月亮的對應者，應為“這月亮的對應者們”，如果這首詩由我來寫，我會毫不猶豫地用復數……
在第117頁空白處，我又對第十二首中“王，掉落在棋局之外”做了一次特殊的解讀。
2013年春，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教授王良和來電，希望我能為他的學生解讀《鏡中》一詩，因為他們正在用這首詩寫畢業論文。這是一個令人開心的消息。我當即答應，并重讀原詩。
我認為此詩要點有二：1.誰是皇帝；2.主語虛置。
記得那天很熱烈。希望小朋友們皆已如愿了。我為那天的活動準備的講稿中，還有如下內容，系用藍，灰二色鉛筆與黑色圓珠筆，寫在詩集《春秋來信》正文第1頁與目錄第4頁的空白中，寫得密密麻麻：
……好詩：(1) 定有可供置換的私人經驗；(2) 好的讀者，可把別人的詩，讀成自己的詩；(3) 一首好詩中定有類似鏡子的東西，可生殖出其他的詩……
而，……回憶就像一架永動機，其開關，可以集體共享，也可以只是些小小的私家按鈕，如私章般的，抗拒著殘酷的遺忘。
但誰會由于想要遺忘
而作選擇性的回憶嗎？
為遺忘的回憶，或
為回憶的遺忘？
以便淡忘人生中諸多的遺撼、缺失與不完美，而只選擇記住我們各自認為的、那些最值得回味的片斷呢？
如是，遺忘便會坐下來，坐到回憶中常坐的地方，只要不想……或，再也想不起……那些令人后悔一生的事，梅花也就不會如此那般地落下來了。
2015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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