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親吻火焰

徐志摩

“他的追求，使我們慚愧，因為我們的信心太小了，從不敢夢想他的夢想。”——胡適

本文首發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歐陽詩蕾

發自 杭州、上海、北京

今年是徐志摩逝世90周年。詩人之外，徐志摩的報人、散文家、評論家、文化活動家、中西文化交流者等多重身份不被大多數人所認識。拋開對感情生活的炒作、“情種”“風流才子”的標簽，徐志摩形象被窄化的一個原因是，他的一些詩句跨越不同的時代和階層，在無數人的口耳中流傳，吸引了人們對他的大部分注意力。

只就詩而言，徐志摩在許多人心中的形象依然單薄而刻板。他的詩背后深遠的浪漫主義傳統，以及詩人身上豐富而純粹的浪漫主義精神，不僅讓今人感到陌生，也為他同時代的人所驚嘆。如果只讀徐志摩那幾首傳頌最多的詩，而不進入他所處的歷史，了解他在創作、生活和社會活動中對愛、自由與美的極致尊崇與踐行，就無法理解他短暫的一生為何能迸發出如此巨大的生命能量，讓胡適感嘆“我們的信心太小了，從不敢夢想他的夢想”。

徐志摩的學生、作家梁遇春曾回憶在上海的一個場景，一天晚上，徐志摩拿著一根紙煙向朋友點燃的紙煙取火，說道：“Kissing the fire。”“人世的經驗好比是一團火，許多人都是敬鬼神而遠之，隔江觀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轟轟烈烈的火焰里去……他卻肯親自吻著這團生龍活虎般的烈火。”

也許，對徐志摩的認識之所以存在熟悉和陌生的錯位，除了對其浪漫主義精神的庸俗化理解，更多地源自對烈火的回避。這不是一個文學史神話，而是一個人，以其對“單純信仰”的畢生追求，去展示人在短暫一生中，如何迎接生活中的火焰，甚或成為一團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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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拓荒

在浙江杭州，已成為網紅打卡點的徐志摩紀念館，常常伴著年輕的面孔一起出現在“小紅書”軟件上。2021年11月19日，徐志摩的忌日，清晨落著雨，依然有人前來打卡，訪客的臉青春洋溢，連同打卡照片的背景、外墻印的詩人的臉，也那樣年輕。

1931年11月19日，34歲的徐志摩所乘飛機在濟南失事，素來以熱情聞名的現代詩人、散文家、翻譯家、編輯家、文學活動家驟然離世，一時文化藝術界震慟，北平、上海和海寧分別為他舉行三場極盡哀榮的公祭。徐志摩去世后，其形象依然在幾代人的想象、注解與追隨中繼續豐盈，成為流行文化的符號。如今各類打卡軟件上，無論紀念館來訪者是為拍寫真還是探店，無論他們寫下多少時新詞匯“永遠的神”“友友們”“絕了”，打卡文案最終總會出現那幾句——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云彩。

詩，令一百年后的人仍能與創作時刻的詩人共情。覆著爬山虎的徐志摩紀念館內，一場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紀念徐志摩的學術沙龍正在進行。在一個世紀前開啟的新文學革命中，在五四以來的文言文與白話文的交匯處，詩人是語言的拓荒者。如今已進入文學史的經典作家當年也是一群青年寫作者，他們在標點符號和方塊字中探險，引領著我們開拓語言的未來。

“對當下寫詩的人來說，總有一些人恥于談志摩，覺得他過時，”一位學者在沙龍上說，“但哪怕到了現在，誰都能背幾句他的詩。”

另一位學者提出，徐勾連起許多文學現象。“在劍橋時，徐志摩是走讀生，當時年紀和他差不多的納博科夫（《洛麗塔》作者）也在劍橋讀書。”

有學者總結，徐志摩是非常自信的人，“中國人去西方有一種民族自卑感，但二十出頭的徐志摩和哲學家羅素等人交往很好。當時新詩的產生一直是被舊詩所輕視的，但他和舊詩人的交往也很多。”

“你們合照的時候，能不能把我P上去��？”會場的視頻連線大屏幕上，73歲的學者陳子善笑瞇瞇地說。對中國現代作家的研究，陳子善從魯迅起步，后來在研究郁達夫的過程中對郁的中學同窗、好友徐志摩產生了很大興趣。

長期以來，徐志摩最為人注目的是新詩成就與其引領的“新月派”。但報人儲安平曾在徐志摩逝世后撰文說，“在他自己的功績上，散文的成就比詩要大。他文筆的嚴謹，在中國至今還沒有第二個人。”徐志摩是新文化運動文人中不多的受過系統的法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多學科學術訓練的人。與西方哲學家羅素、詩人泰戈爾等人交往頗多的徐志摩，在報刊上發表了大量介紹國外的文學、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文章。

▲羅素 圖/視覺中國

“除了幾首耳熟能詳的新詩以及幾段情史，不少讀者已不太關注詩人徐志摩在思想和詩藝上的可貴追求。”幾年前為《徐志摩與滬江大學》作序時，陳子善期待該書糾正徐志摩被扭曲的公共形象。在他看來，近年來出版界和影視界為牟利而炒作徐的感情生活，他的形象被涂抹成了“情種”和“風流才子”。“對徐志摩形象的歪曲，并非限于某個時間段，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他對《南方人物周刊》表示，徐志摩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可否認，而對一位作家最好的紀念是閱讀其作品、發掘有價值的史料來推動對他的研究。

在這場紀念徐志摩逝世90周年活動上，陳子善建議紀念館的館長影印《北晨學園哀悼志摩專號》供與會者研究，這是徐去世后一個月出的紀念專號，作者都是刻入歷史的響亮人物。胡適、林徽音、陳夢家、梁實秋、沈從文……37人寫的各類文字近四十篇，還原了當時的文學現場。這本小書無關文學史地位與家國命運，是一群人驟然失去他們珍重的朋友，文字里的驚愕與悲痛都還新鮮。

▲徐志摩給胡適的信之信封 圖/《徐志摩全集》

“在這七八年中，國內文藝界起了不少的風波，吵了不少的架，許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見面。但我沒有聽見有人怨恨過志摩……他總是朋友中間的‘連索’。他從沒有疑心，他從不會妒忌。”在摯友去世十多天后，胡適在《追悼志摩》中回憶。梁實秋在《談徐志摩》里寫到徐在朋友中的靈魂位置，“真正一團和氣使四座并歡的是志摩。他有時遲到，舉座奄奄無生氣，他一趕到，像一陣旋風卷來，橫掃四座。又像是一把火炬把每個人的心都點燃。”

徐志摩是一位徹底的浪漫主義者，胡適寫道，“他的追求，使我們慚愧，因為我們的信心太小了，從不敢夢想他的夢想。”

“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90年后，紀念徐志摩的沙龍活動中有人朗誦他的詩句，與會者都已遠遠超過當時徐志摩的年齡。有人說，“只讀徐志摩的詩，是讀不懂徐志摩的。讀徐志摩，要進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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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志摩：女權主義、愛因斯坦，與“決心殺懶蟲”

敬奉我最親愛的父母親大人，此是兒子至東美所照的相，大人看了一定很歡喜的。

——1919年8月25日，寫于照片背面，徐志摩，22歲

毫無疑問的是，現代女權主義運動是從瑪麗·沃爾斯通克萊芙特里起源和得到靈感的……中國今天的婦女問題幾乎是一個至關重要、無所不包的問題。它不但是一個社會、文化、思想的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和道德的問題。因為在考慮婦女問題的時候，我們是在考慮著整個人口的一半，它和另外的一半緊密相關，并不斷對其發揮著難以估量的影響。

要了解中國文化，了解它的長處和弱點，它的落后性和進步性，要懂得它當前為了適應新的狀況而進行改良和革新的必要，并估量它改革和發展的可能進程……鑒于在西方，不管是什么東西，只要與中國有關，就容易引起誤解，所以我想就我能力所及，對有待及時合理解決的中國婦女問題做一些新的探討，不是完全不合時宜的。

——1920年，《論中國婦女的地位》，徐志摩，23歲

1920年，美國，23歲的徐志摩將碩士論文題目定為《論中國婦女的地位（The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一年前的9月，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系碩士，卻傾心于政治、勞工、民主、文明和社會主義等問題。

20世紀初，始于19世紀后半期的第一次女權主義運動已至高潮，這次運動的主要目標是為婦女爭取選舉權、就業權和受教育權。“現在，輪到她們的東方姐妹來思考這一她們長久以來一直羨慕和追求的目標了。”在論文中，徐志摩對中國女性的未來十分樂觀，詳盡介紹中國社會的性別傳統與新近的婦女解放進展，并指出中國女性的地位與權利的問題：如女性長久以來受到的教育是“訓練成高尚的母親和稱職的妻子”，而在經濟方面，家庭婦女的“家庭服務具有巨大經濟價值”，“把她們看作在經濟上是非生產性的是錯誤的”，并倡導女性的離婚自由。

在杭州一中同窗郁達夫的記憶中，少年徐志摩在學校熱情活躍，“戴金絲邊近視眼鏡的頑皮小孩，平時那樣的不用功，那樣的愛看小說……而考起來或作文起來總是分數得最多的一個。”那時徐志摩常在�？�發表文章，十幾歲時文言功底已經很好。出國前，徐志摩先后就讀于北京大學預科、上海滬江大學(浸會學院)、北洋大學法預科、北京大學法科。

1918年8月，21歲的徐志摩求學異邦。老師梁啟超希望他學成歸國立業，父親則期望他進金融實業界，他自己的理想是做中國的Hamilton(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美國政治家，聯邦黨領袖，曾辦報紙開民智）。他從上海踏上赴美旅程，寫下《民國七年八月十四日啟行赴美分致親友文》總結清末以來留學生的教訓以自我警醒：許多留學青年出國前握拳呼天，油然發其愛國之忱，但學竟而歸，或蔽于利，或拙于用，有的甚至陷于絕境。

▲徐志摩于克拉克學院求學期間留影 圖/《徐志摩全集》

這一年9月，徐志摩進入克拉克大學歷史系三年級就讀（三年制本科）。入學不久，他與同舍的四人定下規章制度：10月15日開始，每天6點起床，7點開早會（激恥發心），晚上還要唱國歌，10點半歸寢。白天在外學習，也要運動、散步和閱報。但實施總有一些難度。20出頭的徐志摩自省因懶而散漫，早上洗漱后神清氣爽，但吃完飯便昏昏欲睡，尤其苦于圖書館太溫暖，“尤令懶氣外泄，睡魔內侵”，又想起母親總說他“幾乎把一生懶了過去”，決心“從今打起精神，以殺懶蟲、減懶氣第一樁要事”。

起初，徐志摩英文不佳，但在苦學中進步神速。他選修了現代歐洲史、19世紀歐洲社會政治學、“1789年后的國家主義、軍國主義外交及國際組織”、商業管理、勞工問題、社會學、心理學以及法文、西班牙文等課程，加上他在康奈爾大學夏令進修班得的四個學分，最終以一等榮譽獎在次年6月畢業。1919年9月，徐志摩進入哥大經濟系讀碩士，但他選課側重政治方面，并研究各種政治學派的學說。

這一年，五四運動在國內聲勢浩大，在美求學的徐志摩也備受鼓舞，希望能從外國的政治經濟中尋求救國之路。他一度對美國的政治體制和工業成就懷抱好感，但羅斯金（英國作家，曾批評工業革命的弊端）與馬克思的理念讓他的主張從實業救國轉向政治救國。他研讀起社會主義和蘇俄的書，“《新青年》勞動號極愿意看”，并寫了一些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章。對所有西方思潮，不管是歷史的還是現在的，包括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尼采、克魯泡特金、羅斯金與馬克思，徐志摩通通抱有熱情。

“我在24歲以前，對詩的興味遠不如對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他寫道。1920年9月，因對羅素的迷戀，他追羅素到英國，不料羅素去了中國。這時的徐志摩在歐洲進一步吸收各種新鮮事物與學說，這種尋求是全方位的，整個世界對他來說都是開放和流動的。

對政治、經濟、哲學、科學，他皆有無窮好奇。愛因斯坦于1915年完成廣義相對論，1916年正式發表。徐志摩讀愛因斯坦的《相對主義淺說》，不太懂，向在英國同住的學工程的同學請教，同學稱他不管，“我說這事體關系很大，你們學科學的不能不管。他氣烘烘的說，你要聽他（愛因斯坦）可糟了，時間也不絕對了，空間也不絕對了，地心吸力也變樣兒了，那還成世界嗎？”

然而，這位科學愛好者并未被勸退。徐不再請教他人，自己鉆研了幾本書和相關雜志文章，在理解上有了些突破。能寫一手漂亮文言的徐志摩，在給梁啟超《改造》雜志寫的相對論介紹長文中，使用了大量俏皮話與江浙土話。“我唯一的目的只要因這一篇爛話，引起大家的興趣，隨后買書來自已研究，我就滿意得很。”

“眾位要知宇宙間的玄妙，并非讀自然科學的人的專利，凡是誠心求真確知識的人，都應該養育一種不怕難、好奇的精神，方才可以頭頭是道。”1921年，徐志摩寫道，“將我自以為懂幾點，用最平淺最直率的話來寫。諸位看了，無論樂意不樂意，總請原諒。”

3

想象中國的新開始

一百年后，徐志摩這篇向國人介紹相對論的文章，被相對論愛好者發在百度貼吧的“相對論吧”。帖主介紹，本文是徐志摩1921年發表在《改造》雜志上的，出自《徐志摩全集》。原文下跟帖不少，多為驚訝：

“粗粗看了一遍，遣詞造句真有意思。”

“這下大家也可以讀讀這個浮躁詩人的附庸風雅之作了。”

“作者這個時候才23歲（實為24歲），文筆怎么那么老成呢？”

“他是一個蠻特別的人，對一切都充滿熱情和好奇，迎上前吸收。”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教授宋炳輝對《南方人物周刊》說，他坐在上外校門旁的一家星巴克里，斜對面就是魯迅公園。在1993年出版的《徐志摩傳》中，宋炳輝大量運用比較文學的視角，呈現徐志摩如何在20世紀20到30年代成為中國與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之一。“做徐志摩研究，我覺得還是有意思，內容特別豐富。我不是一個外向的人，但徐志摩的個性很好玩。”

▲宋炳輝 圖/受訪者提供

1990年，宋炳輝已經本科畢業工作四年，回到復旦大學中文系讀賈植芳先生的比較文學碩士研究生。老師陳思和正為出版社策劃一套現代文化名人傳記，宋炳輝自己選了“徐志摩”這個題目。研究徐志摩不是苦差事，徐在短短34年的人生中留下了大量散文、詩歌、翻譯作品和書信日記，散文里有一個當時正發生著的全息大千世界：13歲時初次戴眼鏡后蹦了起來、歐洲的文學與詩歌、和朋友看戲后被人寫文罵、持續關注的英國政治動向、羅素與蘇俄等等……一切皆是在動，文章骨骼清晰，文字流轉間有蓬勃生氣。宋炳輝閱讀時，常被這個人文字中的熱情所感染，雖然不乏浪漫詩人一貫的夸張，但也是其發自本心的寫作。對愛、自由與美的追隨，在徐志摩的散文中是有著充分體現的。

▲徐志摩給羅素的賀卡及信 圖/《徐志摩全集》

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宋炳輝對徐志摩的交際圈很驚奇。1920年，徐志摩為追隨羅素到英國時，只是23歲的青年學生，政治經濟各學了一些，一腔熱情，尚未想到寫作，結交的卻是哲學家羅素、作家威爾斯、批評家墨雷、美學家弗賴、英國社會主義的主要思想家拉斯基等英國著名作家和學者，當時知識界的領袖之一狄更生對他偏愛有加。在《欠中國的一筆債》中，研究中國文學的英國學者魏雷講到，他們通過徐志摩了解到當時文學藝術在中國有教養人士中的地位，徐是中國在一戰后給他們知識界的一大影響。宋炳輝在傳記中引用了魏雷的話并評述，“魏雷的話，足以說明徐志摩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貢獻——不僅僅是一個接受主體，同時也是一個積極的影響主體。”

“你說他孩子氣也好，說他浪漫氣質也好，他就是有這樣的一種熱情和力量，所以他能夠跨出這一步。勇氣對文化交流的意義很大。新文化運動那代人文化心態開放，徐志摩的性格也很特別，有才華，眼界開闊，特別愿意打開自己，那些文化人當然愿意和他交往。”宋炳輝說，雖然離不開梁啟超、林長民、章士釗和陳西瀅等人的引薦，但最終得以多年持續交往，還是因為徐本人的個性和魅力。徐碰釘子的表現也很有個人特點，見哈代時顯然受了怠慢，一般人就受挫了，但他的熱情與快樂不減分毫，還為此寫了詳細的文章記錄，“這樣的文章其實有一種炫耀的成分在里面，但它又是非常真誠的。”

來到劍橋大學是徐志摩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這里，他從立志做中國的漢密爾頓的學子，轉變為獨具個性的詩人和散文家。傳記認為“康橋”是徐志摩創作的靈感之源。徐志摩在劍橋留學期間，雖然是現代主義先鋒文藝蓬勃之時，但他卻更多地受到了歐洲19世紀浪漫主義的深刻影響。“對于徐志摩來說，從華茲華斯、拜倫、雪萊、濟慈到羅塞蒂、哈代、弗萊克、嘉本特，乃至法國的波德萊爾、意大利的丹烏雪農，都同時生活在20世紀20年代初的英國。但從徐志摩之后的創作歷程看，他的詩思、詩藝都沒有越出過19世紀浪漫派的范圍。”宋炳輝說。

雖然在康橋時期寫下了大量詩作，但留下的不多，他是到了英國之后才開始寫詩的。宋炳輝認為，當時中國的新詩在噴發的自由體之后，新的形式還沒有成形，“古典詩詞徐志摩是會寫的，但是他那種現代浪漫式情感也不可能用古典的形式來表現，這時期他的詩作，我們今天來說可能是散文詩或者自由詩。根據他自己的表述，他在這個時期寫詩的量是很大的，到后來慢慢地從中凝練出形式感，就會留下一些。其實徐志摩真正意義開始寫詩是回國以后，《志摩的詩》前面一小部分是從劍橋時寫的一大批詩中挑了一些出來，其他都沒有保留。”

在編纂《徐志摩全集》（商務印書館）的作家韓石山看來，1922年8月，徐志摩放棄博士學位回國之后，除了詩人身份，他更多時候像一位時政評論家，這一時期他的文章兼有論文剖析的深度與華麗流暢的語言。在編全集時，韓石山特意把散文卷放在了整部徐志摩全集的最前面。十本書中，共四本散文。“現在人們只覺得他是個才子，忽視了他在當時社會為傳播現代理念、改造傳統認知的努力。”韓石山表示，徐之后投身“新月社”與接辦《晨報副刊》，足以證明這些才是他投入最多的地方。

回國后的徐志摩與國外聯系依然很多。其中，泰戈爾來華遇冷事件，可作為國內外文化交流環境復雜的一個例子。宋炳輝注意到，徐志摩在泰戈爾訪華期間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也由于過分熱情而帶來未曾預料的失誤，“他的浪漫氣質使得他因心懷熱切而言過其辭，他在宣傳泰戈爾的文章中一廂情愿地以為自己可以代表中國的大多數青年。”

▲徐志摩和泰戈爾在清華園 圖/《徐志摩全集》

在泰戈爾訪華的1924年，中國文化界正開展一場“新文化陣營同封建復古派、資產階級右翼文人”的復雜爭論，參與者包括“新文化陣營”“學衡派”“甲寅派”“玄學派”“現代評論派”等不同立場的文人和知識分子。泰戈爾由于主要受到梁啟超、徐志摩等人的接待，并會見了辜鴻銘等舊勢力的代表，成了左翼文人攻擊的對象，瞿秋白、郭沫若、茅盾、馮乃超等人都曾著文委婉批評泰戈爾的思想和作品。于是，泰戈爾成為當時中國各種文化勢力表明自己立場和態度的一個導火索。而在這種形勢下，徐志摩的《泰戈爾來華》由于措辭不夠嚴謹而更遭人詬病。

▲1924年4月，印度詩人泰戈爾訪問北京時，同他的兩名翻譯徐志摩（右）、林徽因（左）合影 圖/新華社

從五四運動到1920年代，國內文化界生機蓬勃，許多年輕人思索、探求著民族未來的各種可能。宋炳輝認為，30年代抗戰開始后，民族矛盾突出，這種文化論爭的多元性才被削弱；而在徐志摩剛回國的時期，不同立場的論爭非常迫切，“那是一個非常多元的時代，政權分散、各地經濟狀況有別，西方和本土、現代和傳統的各種思想最混亂也最豐富。年輕人去不同的國家學習，每個人吸收的東西、帶回來的思想資源不一樣，對中國現實的看法，尤其是對中國將來的路怎么走，意見各不相同。文學藝術和思想在那個時期的活躍和這個背景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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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志摩：比稿子長的“編者按”

惠稿諸君鑒，報館遭難，副刊稿件幸無恙，用否容分別函復。本刊復活，至盼投稿，共維生命。

——1925年12月7日 晨報副刊 記者 謹啟

江先生原稿第十四張在報館被毀遺失，闕此存念；此外有沈從文君《賭徒》篇亦遭殃。

——1925年12月9日 晨報副刊

1925年9月下旬，28歲的徐志摩從蘇俄及歐陸旅行回國不久，便接受《晨報》主編陳博生、黃子美的邀請，出任《晨報副刊》主編。此時，徐志摩以新詩詩人、散文作家為文壇所矚目；作為新月社的主持人之一，他也與其他文藝社團交往甚多；作為《現代評論》雜志的特約通訊員，他的詩文頻繁出現在《現代評論》等報刊上。

▲《新月》雜志月刊第一卷第一號，1928年3月由徐志摩、羅隆基、胡適、梁實秋等任編輯 圖/Fotoe

“我決不掩諱我的原形，我就是我。”在就任的文章中，這位新主編表示。他在《再剖》一文中寫道，他最初心目中的讀者就是這時代的青年，作為主編，他要感受讀者情感、反映讀者思想，而不只是做選稿、配版、付印、拉稿等機械性任務，“我自問我決不是一個會投機的主筆，我來就是個全權的記者。”

實際上，在接手《晨報副刊》前，徐志摩獨立辦一份刊物的計劃曾幾度落空。1923年3月，《時事新報》改組，梁啟超推薦徐去副刊《學燈》，但他只是剛回國的無名之輩，沒能成功。同年冬，張君勱組織成立理想會并擬辦《理想》月刊，邀徐參加，未能實現。1924年春，徐志摩從家鄉硤石來北京準備籌辦《理想》周刊，計劃辦成像倫敦的《國民》那樣的雜志，最后落空。1924年4月，泰戈爾來華時建議徐辦一份英文季刊以通中外文化之橋梁，他在這年冬季積極準備，也聯絡金岳霖任編輯，然而北方戰事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