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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野 | 我的詩歌江湖

    2022-01-05 09:36 來源:南方藝術 作者:趙野 閱讀

    “起風了,只有試著活下去一條路”,幾天來,我的腦子里老是沒來由地閃出瓦雷里《海濱墓園》里的這詩句。此刻我在大理鳳凰吧樓上的一間小屋里,床邊一扇朝南的窗子,冬天的陽光先照亮對面的雪山,又照亮眼前的屋頂,然后照在我的床上。天空一片碧藍,只在雪峰上有一團云慢慢飄動,仿佛要飄進我的窗里。窗簾是紅色的,被陽光照得熱情迷離,我有點超現實的感覺,開始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

    初入江湖

    八十年代急風驟雨,今天想到的卻是云淡天高,那種暴雨滌蕩過后的清新、透澈和青春盛筵。馬松在《燦爛》一詩中寫道:“我與花平分秋色/一燦一爛”,這就是我的八十年代。那是我生命中最明亮、個性最舒展、心靈最純凈的一段,此刻往事浮現,心中還涌起秘密的驕傲和悲憫。

    1982年3月,我們敘永一中的三個同學在川大(四川大學)扔進一顆石子,攪動了一池春水。先是許廷楊路過成都,住在我的宿舍里,早我一年入學的浦寧成了化學系的學生干部,并已在寫詩。我們三人青春熱血,把我們的詩抄在浦寧從化學系弄來的一塊黑板上,再把這塊黑板豎在學校主要的教學樓文科樓的入口處。我為我們這詩歌板報取名“白色花”,來源于七月派詩人阿隴的詩句:要開作一枝白色花,因為我們要宣告我們無罪,然后我們凋謝。這刊名充滿青春期的悲壯、理想主義和犧牲精神,是那個時代大學生的主旋律。

    黑板報刊出兩天后,胡冬敲響了我的宿舍門,我第一次超越同學這個范疇,有了同志和戰友。這是一個改變命運的細節,我從此步入了詩歌江湖。一個月后,我過了十八歲生日。

    胡冬是歷史系80級的,早在寫詩,有強大的組織能力和行動能力。因他的掌舵,我們立即以“白色花詩社”知名,有三十多成員。學校當局明顯不喜我們的行為,卻只是以一些溫和的手段干擾我們,到五月份,終于來了一次高潮。

    柏樺、張棗、鐘鳴、歐陽江河1988年于成都四川工人日報

    柏樺、張棗、鐘鳴、歐陽江河1988年于成都四川工人日報

    五月的一個周末,詩社郊游回到學校后,看到文科樓外面的墻上有一篇好幾頁的大字報,署名“戰海”,非常嚴厲地批判我們的詩歌晦澀、灰暗、低沉、不健康等等。隨后幾周,幾十篇大字報貼出來了,除了幾篇貌似公允,一邊各打五十大板外,其余全是支持我們、為我們辯護。

    這局面使我們可以一直置身事外,每天像觀眾一樣看熱鬧,心里暖洋洋的。我至今也不知道那個“戰海”是誰,是某人的自發行為,還是學校當局的授意。我們自己則肯定沒有寫過或組織別人寫過一篇反擊文章。這次事件像一陣好風,把我們吹向美妙的云端,我們收獲了最初的自信、虛名和成就感。

    第三代宣言

    1982年放完暑假回到學校,胡冬非常欣喜地告訴我,革命形勢一片大好。暑假期間,他和他的高中校友萬夏、廖希聚會時,彼此成了同道。萬夏在南充師范學院、廖希在西南師范學院都組織了詩社,并都在各自的學校有著相當的影響和號召力。他們當即決定三個學校要聯合起來,第一次聚會定在西師,時間是本年的國慶節。

    當時川大還有一個以唐亞平、文雪為首的女子詩社,和我們有著美好深厚的友誼。幾周后,胡冬、陳梁、唐亞平和我登上了開往重慶的火車。陳梁是中文系新聞專業的,胡冬對他有很高的評價,后來成了中國電視界的棟梁人物(現任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總裁助理,編輯注)。

    一到西師,我們立即感受到了有如水滸梁山般的兄弟情誼。萬夏帶著兩個同學也從南師過來了。一大幫子人每頓大碗喝酒大塊吃肉,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廖希和他的朋友們為了這次聚會,賣掉了手表、衣服以及別的一些值錢的東西。我不知我是怎樣融入這種熱烈的江湖氛圍的,因為那時我滴酒不沾,性情也不豪放。

    這場精神狂歡的高峰是在一個黃昏,大家在嘉陵江邊點燃篝火,熱血沸騰,青春呼嘯,真有風云際會的感覺。此前我們已一致決定要成立一個聯合的詩社,要辦一份刊物,要形成一個新的流派,以區別于當時對我們有著絕對影響的朦朧詩,也提出了很多新的主張。那晚聚會的主旨是命名,一次革命的命名,一代人的命名。我們都自覺是開路先鋒,在淘汰了一批各色各樣奇奇怪怪的名字后,“第三代人”這個注定要進入歷史的名詞,得到了與會所有人的首肯。我們的分代簡單卻格局宏大,1949年前的不算,1949年到文革前是第一代,北島們的朦朧詩是第二代,而我們是第三代。

    地下到地上

    八十年代的成都風調雨順,溫和宜人,人民安居樂業,享受著閑散、率性和頹廢的生活。詩人在這兒如魚得水,蔑視金錢和物質,放縱個性和情欲。萬夏因此寫道:僅我腐朽的一面/就夠你享用一生。

    朦朧詩以后,成都為中國養育了半數以上的優秀詩人。川大經濟系78級的游小蘇在一個更成熟的圈子里,有著極高的聲譽。他身邊的朋友有歐陽江河,我認為他是中國最有才智的詩人;鐘鳴,他后來以獨特的文體和博學的隨筆知名;翟永明,中國最好的女詩人,也是一個誰都喜歡的魅力非凡的女人;學生活動家章署祥,他一直忠于自己的電影理想,最終用章家瑞這個名字拍出了《諾瑪的十七歲》和《芳香之旅》。進校不久許曉鳴就介紹我認識了游小蘇,我非常喜歡他那些美妙的抒情詩,很快也結識了他身邊那些杰出的朋友。此時我也知道在成都附近的沐川,一個青衣江邊山水極佳的縣城里,天才的兩兄弟宋渠、宋煒在寫著洋洋灑灑、大氣磅礴的詩歌。

    在北望的圈子里有一個真正優秀的詩人鄧翔,他的詩語言質樸,意象清新,完全擺脫了青春的感傷,卻又溫情脈脈。他的詩行里有河流的流淌、風的拂動和樹葉的沙沙聲。在我們都還寫著“習作”時,鄧翔已寫出了成熟的詩歌。鄧翔是一個完全被忽略的詩人,現成了一個經濟學教授,此刻在劍橋做訪問學者。我知道他的內心還充滿著詩,純粹的、與聲名和虛榮無關的詩。

    詩人柏樺、趙野(中) 鐘鳴(右)1993年2月于成都

    詩人柏樺、趙野(中) 鐘鳴(右)1993年2月于成都

    1984年春天的某天,胡冬找到我,說他和萬夏還有李亞偉一撥,開始在寫“莽漢”詩歌。不久,胡冬就寫出了《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他最終是乘著飛機去了倫敦,一去就是二十年,很決絕地和國內的朋友和詩歌再無聯系。

    胡冬畢業后分配到天津,萬夏卻回來了。初回成都的萬夏渾身充滿創造力和才氣,寫詩、畫畫、拍照片、搞音樂,到哪兒都像一陣風一樣。我的詩歌江湖也漸漸從各大學擴展到社會上,和周倫佑、廖亦武、楊黎、藍馬、石光華、楊遠宏等人有了交往。那時,成都的詩歌領袖是以現實題材詩《不滿》出名、后又和朦朧詩混在一起的駱耕野。

    在整個八十年代,我們這群人的寫作都處于一種地下或民間狀態,我們習慣稱呼體制內的詩人為“官方詩人”,體制內的詩歌為“官方詩歌”,并對他們有著誠實的不屑和蔑視。我們可能沒有發表一首詩,但內心卻很驕傲和強大,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大師,或在向大師看齊,正在寫著能進入歷史的詩歌。“四川省青年詩人協會”的成立,表示我們開始要從地下合法地浮出來。

    江湖爭斗

    “詩協”一開始應該是由周倫佑控制的,他推駱耕野做會長,歐陽江河和黎正光是副會長,周本人是秘書長,掌控實權。萬夏、楊黎、我,以及另外幾個人是副秘書長,還有好幾十個理事和眾多的會員。

    沒多久,萬夏和楊黎到川大找我,要我和他們一起革命奪權。密謀的計劃是趁周倫佑不在(周在“詩協”成立后就回西昌了),通過正常的選舉程序,將歐陽江河,黎正光,特別是周倫佑拉下馬,由楊黎和我任副會長,萬夏做秘書長,并且立即出版我們的會刊。由于我掌控了半數以上的選票,我們很輕松就達到了目的,那一年,我們都剛剛二十歲出頭,激情和陰謀仿佛都是與生俱來的。

    周倫佑聞訊星夜趕回成都,他特別不能原諒楊黎和萬夏對他的背叛,據傳這二人對他表過忠心,他才放心離開成都并準備在西昌遙控。接下來的一切讓我大開了眼界。駱耕野一開始是接受這個選舉結果的,待周倫佑趕回成都,他才知道一切是出于我們的預謀。一次,駱耕野、江河、周倫佑,還有我們三個在萬夏家里僵持了一個通宵,老駱緊緊抱住他那個裝有詩協公章的公文包,每個人的臉都緊繃著,各懷心事,誰也不說話。我當時忽然有個荒謬的念頭,覺得這就是政治吧。

    整個事情像一幕鬧劇,最后我們兩敗俱傷,不知是鐘鳴還是石光華接任了詩協的秘書長。萬夏用他短暫掌管過的公章為印刷廠開了證明,編輯并印發了《現代詩內部交流資料》,據說這是中國第一本鉛印的體制外詩人作品集,影響很大。而那個“詩協”一蹶不振,很快就煙消云散了。

    在1984年至1985年,四川的詩人們紛紛有了集體的歸屬。江河、翟永明、鐘鳴、柏樺和張棗,先是被稱為“四川五君”,后來孫文波又把自己和廖希加上,自稱“四川七君”;李亞偉、胡冬、萬夏、馬松等人的“莽漢派”已結成正果;宋渠、宋煒、石光華、劉太亨搞起了“整體主義”;周倫佑、楊黎、藍馬等搞起了“非非主義”,尚仲敏和王琪博也在重慶弄“大學生詩派”,并印了一張“大學生詩報”。而我自己卻像是江湖里的孤魂野鬼,無門無派,無歸無屬。

    成熟與迷茫

    大學畢業,我開始進入社會了,卻毫無準備,很快我感到了巨大的不適應,自由的天性囚禁在體制里,我從天空墜到地上,感覺到生命的渺小和無助。

    1987年,我在一次體檢中查出肝功能有問題,我頓覺危如朝露,痛感生命的無常和脆弱。我被隔絕在傳染病院里,一個上午他們用一根又細又長的鋼針,一下子穿刺到我的肝上,可能是要取一點東西下來化驗。整個過程很快,不疼痛,卻感覺異?植。我外表平靜冷漠,帶著列維坦傳記和蒙森的羅馬史在里面閱讀,內心卻荒涼到極點。

    我就這樣經歷了1987年慘痛的人生,F在看來都是些小事,但當時確實讓我痛到了骨頭,之前那些燦爛如花的歲月在那兒徹底結束了,我陷落在現實里,對生活和未來一片迷茫。

    我想,我的青春熱血在1987年已被耗盡。1988年初,我以“停職留薪”的名義,離開了我的單位,再也沒回去過,從此開始游離在各種體制之外。

    回到成都后,我即寫出了《字的研究》,這是一首值得紀念的作品,然后就進入九十年代了。物質和財富成了新的主角,我重新開始學習生存,接受命運,習慣卑微。

    當“一生的理想,在窗外/凍成了一顆霜粒”時,醇酒美人就成了我們無奈而美好的歸宿。

    再往后的事,離我太近,我還有點梳理不清楚。

    這個世界以加速度變化著,好多東西都一去不復返了——童年時清澈的天空和河流,年輕時純粹的友誼和情懷,也包括那些優雅理想和偉大志向。每個年代都有自己的瘋狂和想象力,我應該謙卑地與生活達成和解。

    我對漢語詩歌已沒有那么大的抱負,但夢想還在。我會以一種完全自然的方式堅持一些東西,無所謂成敗。面對人生的虛無,如普希金所說,我不再期望激情和幸福,但求享有平靜和自由。

    這已經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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