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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郁:魯迅為什么遠離胡適

    2022-01-17 09:23 來源:學術與社會 作者:孫郁 閱讀

    魯迅先生

    魯迅與胡適在中國大陸是很熱的人物?上扇说倪z產被劃在不同營壘里,左派視魯夫子為精神的先驅,自由主義則認為他們在沿著胡適之路尋找未來。這其實是單值思維之見。魯迅與胡適的關系,不像人們形容的那么可怕。細細分析,他們確有不少交叉的地方。了解了他們的相似處,才知道他們分道揚鑣的原因。

    在新文化運動初期,魯迅與胡適的許多觀點驚人地相似。比如對白話文的態度,對儒學的理解,對人道主義藝術的思考,都有邏輯的相似性。胡適的《嘗試集》,魯迅的《吶喊》《彷徨》,都是開創新風之作,且白話文的使用都頗為自如,與舊的士大夫的遺產頗為隔膜了。在他們之后,文學與學術,都與晚清學人有了界限,剔去了陳腐的東西,融入了西洋的鮮活的思想。此后中國文學有了新的元素,新文學以不可阻擋之勢前行著。就貢獻而言,他們都是彪炳史冊的人物。

    魯迅留學日本,讀了尼采之書,且受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諸人影響,思想有兩種對立的元素并存。一是人道的思想,科學的理念。這些是講究確切性、絕對性的。其立人的理念就在這個層面上建立起來的。但另一方面,尼采、克爾愷郭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統,使他的認識論帶有了非確切性、反本質主義的色調。這主要反映在文學文本的深層結構中。新文化運動初期,在與保守群落論戰的時候,魯迅與胡適站在一起,用的也是絕對化的話語方式。進化論、改革的思路,都是一種本質主義思想的外化。新文學的建立,沒有這樣的意識是不行的。在這方面,胡適的基本理論框架和理性模型,頗為完整,也最有特色。說他是領軍人物,確實實至名歸。

    如果不是因為政治原因和復雜的社會環境,他們的差異可能只在審美的層面上。后來的情況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魯迅與胡適漸行漸遠,為文化群落的分裂各助其力,無意中改變了歷史的地圖。

    眾所周知,魯迅是章太炎的學生,章門弟子,多有狂士之風。在學問上,有六朝的味道,方法上則延續了清人的樸學傳統。就是說,在學理上求精求深之余,趣味上有反士大夫的痕跡。章太炎寫文章,詞語不同于常人,陌生化的表達里蘊含著反流行的思想。他們多為文章家。文章家,舊式的以桐城派為主,把思維變窄了。章門弟子是反桐城派的,往往走險境,不想在舊路徘徊;蛘哒f,文章之道在另一個層面上,沒有重復以往的濫調。在審美上,喜歡李賀、李商隱一類的人物?墒呛m中規中矩,他雖然也遠離桐城舊氣,但在氣韻上除了一泓清水的陳述外,跌宕起伏之音寥寥,章門弟子就看不上他了,以為缺少味道。而學術又不同佛學、禪宗等等,私下有些譏語。門戶的事情,和真理可能很遠,我們且不說它。

    看魯迅和胡適在《新青年》《語絲》上發表的文章,格局與氣象之別是明顯的。一個不太正經,一個過于正經!犊袢巳沼洝钒褧r空顛倒成混沌無序之所,灰暗的背景里流出的卻是最本真的東西。而胡適的《婚姻大事》《差不多先生傳》,系正面的透視,理性清晰得似線條,繁而不亂。前者像天外來客,系超人方有的文本;后者則是儒者之聲,乃萬變不離其宗的思想者的獨白。

    胡適作品背后有自己的啟蒙理念。作為一個文化的審視者,他對審視者自身是不太懷疑的,因為覺得自己找到了人間的方向感。但魯迅以為,自己是一個黑暗里的人,還沒有看見未來之路。即便后來同情蘇聯,迷惘的意識照例揮之不去。就是說,對待自己是苛刻的。他瞧不起那個時期的學者、作家,認為他們沒有清算自己的污濁的精神余緒,把自我的有限性里包含的問題遮掩了。從歐美留學回來的人,多有這樣的問題,魯迅將那些人的紳士氣與士大夫氣的東西是同樣對待的。

    《新青年》同人對彼此的審美差異還是能夠理解、包容的。但他們后來的分歧與政治因素的出現有關。魯迅疏遠胡適重要的原因,是在知識分子角色的理解上有很大不同。前者要遠離利害,那結果是不與權力者合作。后者則認為,要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空而論道殊為可笑,不妨加入政府或幫助政府做事,所謂“好政府主義”的主張就是這樣來的。魯迅譏笑胡適與政府的曖昧關系,自有其道理。但社會進化也少不了胡適這類人。好在胡適還能進退自由,基本保持了人格的獨立。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只是擇術不同罷了。

    胡適對自己的學術要求和做人要求都很高,不僅有西方的標準,清代乾嘉學派的套路也有。許多人以現代孔夫子來喻之,多少有一點道理。我們在他文本里感受到儒家中正之道,趣味里是古中國最為核心的東西。魯迅面對己身則有拷問的意味,不斷審視內心,并渴望舊我的消失。他認為自己有兩種東西是不好的:一是舊文人氣,士大夫的遺風殘存在軀體里。這弊端在于留戀某些自我的東西,易出現以我為中心的自欺;二是受西方個人主義影響,黑暗的體驗無法排除。他很想消除這些痼疾,卻不得其法,于是有大的悲涼襲來,有揮之不去的苦楚。所以,與其說他面對的是社會問題,不如說是在直視自己的問題。胡適沒有這種自虐式的審視,心緒易在理性的安慰里平復。魯迅對己嚴,無意中對人易見苛刻,他對胡適不改其道的怡然自樂,有誤讀也有中肯的評價。怡然自樂,就可能自戀,因此魯迅對于胡適記日記的賣弄、做學術領袖的專心致志都不以為然。

    胡適大膽的懷疑,小心的求證,乃科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未嘗不是如此。但魯迅神往的是精神的自我歷險,希望在不規則之旅中抵達精神的高地。這就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克爾愷郭爾相遇了。這個存在哲學的話題,胡適幾乎一無所知,或者說不感興趣。在作家中,胡適喜歡白居易、易卜生、托爾斯泰,因為這些人是確切性的、一看即明的存在,世界也在一個能夠掌控的圖式里。與之相反,魯迅認為人的精神有無限種可能,那些看似不存在的思想與精神隱含,恰恰可能左右這個世界。隱去的幽微的存在,只能以超邏輯的思維捕捉,否則將擦肩而過。魯迅善于以不正經的方式嘲笑、揶揄自己和別人,胡適自然也成了其筆下的對象。

    還有一個因素不能不提。晚年的魯迅思想靠近蘇俄,胡適則一直在美國文明中游動。前者在俄蘇文化里浸泡,觀點自然偏左。后者以美國為師,避免社會暴力沖動,無法與魯迅為伍則是自然之事。20世紀30年代后,左翼的旗手乃魯迅,自由主義的代表是胡適。他們所思所想,各有自己的道理,其實也暗示著這樣一種可能:中國的道路,是有不同的路向的。后來的歷史顯示,20世紀大多時段,中國在模仿蘇俄的路;而80年代后,美國的元素增多,F在的中國,看不到俄文,流行的是紐約的色彩和好萊塢的聲音。而學術上,美國大學的精神基本把俄國大學理念替代了。

    俄羅斯文學是宗教深處流出的聲音,本身有斯拉夫文化的痛感之音,明暗飄忽不定里,有堅韌的東西。那些最美的詩文差不多都是在嘈雜、血色里噴射出來的。中國的社會環境與俄國某些地方很像,壓抑、單調、毀滅之意多多,只有穿越其間者,方有亮光的閃動。魯迅是這樣的穿越者,自己遍體鱗傷,樣子是斗士型的,不免有地獄里的鬼氣。胡適乃美國現代實驗主義的信徒,希望在清晰的地圖里,規劃前行的路。他在對西方思想的譯介過程中,保持的是儒者的安寧與樸素,是一個遠遠觀照病態社會的清醒的審視者。他拒絕血腥、吶喊,把美國制度作為楷模,以理性之思處理文化難題與社會難題,這在那時候的中國不是能夠人人理解的,而操作起來之難也可想而知。在今天的中國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學術界自由思想者的許多研究理路是從美國來的,而自由精神濃厚的作家喜歡的依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茨維塔耶娃、曼德爾斯塔姆、索爾仁尼琴、納博科夫。這可以證明歷史母題的延續性。在攝取域外文化的歷程里,俄國的魅力不減。他們的憂傷、絕望而帶著期待的目光,依然可以點燃困苦里掙扎的人們。一個非常態的社會,是不能夠以美國的理性之尺簡單測量的。亂世與嘈雜之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經驗便更為有效。我們在當代閻連科、余華的小說里,感受到的一個事實是,在思想上欣賞美國式民主的兩位作家,他們的表達卻難以擺脫陀思妥耶夫斯基魔影的糾纏,往往在俄羅斯的憂患無序的時空中思考。同時,他們也成了魯迅思想的繼承者。

    我覺得胡適與魯迅系文化生態的兩翼,有點像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間的差異。胡適與托爾斯泰都在可視層面操作自己的選擇,朗然于塵世之間,顯示圣潔之思。魯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系生命與存在的殘酷審判者,在幽暗和污濁里蕩起漣漪,以非確切性與相對性系著可憐的人間世。當然,兩國的作家是沒有可比性,胡適自然也無托爾斯泰的偉岸與宏大,魯迅亦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無調式的跳躍和驚世的詠嘆。但他們都豐富了文學與文明之路。我們現在談現代文化的流脈,是不能把他們割裂開來的。

    民國的文化生態其實很脆弱,民間的聲音不大,臺閣間的文化積累又多不足。魯迅以在野的方式去培育文學,弄翻譯,做出版,搞創作,在縫隙里覓出路來。胡適從大學的頂層設計做起,把影響輻射到政府和知識階層。在野,就需非正經的文章,思想在權力者之外,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胡適知道野性存在的重要,但更顧及江山社稷之業,遂以民間身份參政議政,在政治中不忘民間的價值。但因為不得不與蔣介石應酬,思路就難免有非民間的因素,聞人的表演自不能免。他自己雖保持立場不變,但方式就與傳統文人有了重疊的地方。外人未必看到苦衷,遭到魯迅的諷刺是必然的。魯迅在破中立,胡適在立中破。魯迅悲苦、怨毒,峻急里有寒光閃閃;胡適在曲中有直,以改良的方式溫和地告別舊路。前者選擇的結果是革命,而后者的歸宿乃改良、勸善。革命要大的磨難,歷辛苦,受摧殘,得煩惱;改良則是苦口婆心,屈尊俯首,如履薄冰。這都是大難之事。做不到這兩點的如周作人,不幸落水,成了民族罪人;錢玄同、劉半農只能在象牙塔里無聲地嘆息。不過魯迅所理解的革命與胡適不同,非斯大林主義者也。而胡適的改良被魯迅視為奴性之舉,其實也未必搔到癢處。他們的不同,自己不能說清,我們這些后人要在理解的同時,替他們找到內在的原因。所以,我覺得魯迅與胡適,在危難的時代,各自擔當起民族重任,實乃良知的兩種表現。我們現在紀念五四的前輩,對此不能不重新審視,將之看成現代文化的一種共振。在共振里,中心地帶是寧靜者的時候居多,而邊緣之所則有撕裂式的痙攣,有久久的回音,F代文化如果沒有這兩類人,我們的文學與學術將多么單調。

    當代研究魯迅、胡適的人,彼此不太接觸,隔膜的地方導致了雙方的對立。其實,把他們割裂起來,就簡化了存在的豐富性。五四那代人,他們焦慮地去思考解決著人的解放的問題,肯于犧牲自我。他們既整理國故,又譯介域外作品。在古老的文化遺風中拓出新地,終于讓現代性的藝術破土而出,實在是功德無量的事情。問題在于那路途如何去走。魯迅選擇了戰士的路,胡適則在保持人格獨立的基礎上,做政府的諍友。這兩個選擇,其實都很難,都要做常人難忍之事。魯迅冒風險而解救他人于苦海,自己則孤苦無援。胡適以學問的姿態和良知的表達,規勸蔣氏王朝改邪歸正,自己則成了不受歡迎的異己者。他們的氣量與胸懷,今人不易做到。研究他們的人,不學其人生境界,囿于恩怨、仇愛,與兩位先賢比,我們的許多學者,境界不如他們不說,就智慧的走向而言,也沒有他們的廣博與深邃。

    我個人覺得,我們今天面對魯迅與胡適,應得其文學、學術的真髓而用之。我曾經引用高遠東的話說,魯迅是藥,胡適是飯。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診病者的話有苦味,但句句切中要害,不能不聽。百姓要生存,尋常米飯更是須臾不能離開?上,在戰亂的時代,這兩種人對話的可能性被戰火、死亡所阻,魯迅、胡適的傳統成了對立的存在。我們這些后人,今天瞭望他們,塵霧已經消散,矗立在我們面前的是他們的整體性的時代精神版圖。這成了我們民族記憶緊密相關的遺存。許多年前我說過,在我們精神的地理上,既要有高山,也應有湖泊。有大漠驚沙,亦要有無際的綠洲。這些都是生態的一部分。今天,我依然這樣看,絲毫沒有什么變化。自然,他們的遺產也有諸多暗點和瑕疵,我們可能會挑出無數遺憾的所在?墒强傮w而言,這兩位思想者與先驅者,為我們奠定了現代文明的基石,許多基本文化元素都刻在他們的文本里。我們現在考慮中國問題,有時就不得不回到他們的原點上去,面對魯迅、胡適所面臨的問題。這是我們的悲哀,也是我們的榮幸。在苦苦的跋涉里,有他們陪伴,我們不再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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