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蘭州晨報 2019-03-14
在詩歌大省甘肅，詩人阿信是不可缺少的，也是唯一的。這不僅僅是因為他是甘南詩歌群體的代表，更因為“他應該是甘肅詩歌界真正賦予甘南草原以詩意的詩人”。都說，長久生活在鄉野草原上的阿信，獲得了與大自然秘密私語的能力，他的詩歌有矢車菊“燃向荒天野地”般寂寞的美。
采訪記者：記者 雷媛
采訪對象：首位獲得“《詩刊》陳子昂年度詩人獎”的甘肅詩人阿信
“不具備終生寫作能力的詩人，不會是真正意義上的詩人”
記者：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你是在西北師大上大學時接觸到詩歌，并加入了學校的詩歌協會。怎樣的機緣接觸到詩歌？彼時，詩歌給予你怎樣的影響？或者說，那時候你覺得自己為什么需要詩歌？
阿信：我的母校西北師大有很好的詩歌傳統，為現當代中國詩歌貢獻過一茬又一茬優秀詩人。在我上學的4年(1982-1986年)當中，張子選、高尚、王懷欽、桑子、唐欣、葉舟都在這里學習和寫作，現在，他們都是鼎鼎大名。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加入大學詩社或詩歌協會是一件挺時髦的事，我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我好像沒填過表格、寫過申請，與師大“我們”詩社若即若離。唐欣、葉舟算是我的學弟，比我低兩級，但在詩歌的道行上比我深很多，為我所不及。他們在大學時期就寫出了重要作品，是當時大學生詩壇的風云人物。我從大三才接觸新詩，入門已遲，加之才分所限，完全是靠笨功夫，一步一步趕上來。
記者：聽說你的第一首詩歌作品發表于《飛天》，還記得名字嗎？還有內容呢？
阿信：1985年11期《飛天》“大學生詩苑”欄目，發表了我的詩歌處女座《大漠深處》，很短的一首詩，大致10行左右，寫一個內地少年在河西大漠探險，遇風暴襲擊，被一個哈薩克少女解救的故事。那完全是對當時流行的“新邊塞詩”的仿寫，詩中出現“白毛風”、“駱駝刺”、“套馬桿”等被用得濫俗了的詞語。但這一時期的學習、模仿和語言訓練，為我進入甘南以后真正意義上的寫作，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記者：濃厚的甘南地域特色，這是你詩歌作品的一個特點。這是因為你長期生活在甘南的客觀結果還是你作為一個創作者的主動選擇？地域寫作，對于一個詩人而言，是否意味著一種局限？
阿信：地域寫作，固然是長期在地域生活的客觀結果，也是漫長寫作過程中一次次校正和主動選擇的結果。一個自覺的寫作者必須要有自己清晰的目標。
我不認為地域寫作會對寫作者帶來某種局限。好的寫作者獲取資源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普魯斯特、�？思{長年生活在幾乎是封閉的小鎮上，莫言的筆觸也很少離開過他的“高密鄉”，詩人希梅內斯差不多所有的作品都在寫一座臨海的小鎮和鎮子上一頭名叫“小銀”的驢子。博爾赫斯晚年寫作的全部資源就來自一座圖書館。地域的限制似乎并沒有影響他們成為大師。
地域完全可以養活一個詩人或作家，關鍵是一片地域給予我們的，我們真的都消化了嗎？我們是不是有能力面對地域寫作？這才是問題所在。
記者：寫了35年詩歌，你有想過自己為什么而寫？
阿信：可能是喜歡吧。喜歡和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另外，我告訴你，寫作會上癮，寫出一首滿意之作給寫作者帶來的快感，是外人所無法體會的。
記者：詩歌對你的人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想象過如果沒有詩歌的人生嗎？
阿信：寫作就是一場修行。它會提升你，不斷豐富你，讓你感到充實，感到生之美好，讓你步入澄明之境。沒有想像過你說的這種情況，它在我身上應該不會發生。
記者：今后創作有哪些新打算？
阿信：今年會有一本新書出版，仍然是詩，書名可以透露一下：《驚喜記》。這本書應該是我最重要的一部詩集，囊括了從1988—2018年三十年寫作的重要篇什，收入2017年以來新作40余首，按創作時間順序編排，可以滿足研究者對于詩人寫作時間背景方面的要求。
我是一個終生寫作的信奉者，我覺著不具備終生寫作能力的詩人，不會是真正意義上的詩人。而且我也堅信，一個詩人真正步入成熟的寫作，一定是晚年寫作，就像杜甫、歌德、米沃什那樣。我現在所有的努力，就是在為那個時刻準備，我希望那一天早一點到來！
記者：甘肅作為詩歌大省，你怎么看其當下的詩歌創作？
阿信：最近網上有一篇文章，文中主要觀點是認為目前甘肅的詩歌創作遇到了大的問題，持續在滑坡。我認為這完全就是瞎說。從文中可以看出，該文作者對近十年甘肅詩歌創作情況基本談不上了解，說嚴重點就是不在現場，關起門來自說自話。
實際上這十年創作的實績已遠遠超過了作者所謂的黃金“90年代”，陽飏、人鄰等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詩人風格日趨成熟、穩定，詩藝精湛，佳作迭出；娜夜、古馬、葉舟、唐欣、牛慶國、高凱、李志勇、于貴鋒等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詩人，實力雄厚，幾乎每年都會有重要的詩集問世，全國重要的詩歌刊物及《人民文學》、《十月》、《花城》、《芳草》等綜合性刊物的頭題或重要版面，都在給甘肅詩人留下位置，摘大獎更如探囊取物；70、80后詩人，諸如何不度、李繼宗、離離、梁積林、武強華、包苞、段若兮、江一葦等等陣容齊整，風頭正勁，不容小覷。我前幾天在遂寧見到《星星》主編龔學敏，他說，在他眼中，“甘肅是毫無爭議的詩歌第一強省，沒有一個省份的綜合實力可以和甘肅相抗衡，即使北京也不能夠”。試問， “90年代”有如此氣象和局面嗎？所以，我的判斷是，甘肅詩歌正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有望為歷史貢獻出真正的宗匠和大師。
記者：詩人之外，你是甘南草原的一名高校老師，很想知道，知識、詩歌以外，你還會給予學生什么？
阿信：始終不要對生活和未來放棄信心，要以虔誠、敬畏和熱愛之心，面對生活，撲向生活，享受生命之美好。
“我寫作生涯遇見了一次巨大的瓶頸，長達10年停止寫作。”
記者：知道您獲得不少詩歌大獎，如徐志摩詩歌獎(第四屆)、昌耀詩歌獎(第二屆)等，收獲了有著“魯獎風向標”之稱的“《詩刊》年度獎”，有何不同感受？
阿信：《詩刊》年度獎在業內有很高的口碑，此前頒出的五位年度詩人雷平陽(2013)、胡弦(2014)、陳先發(2015)、張執浩(2016)、李元勝(2017)，皆為當今最具實力和最為活躍的杰出詩人，他們五位又無一例外地獲得了文學界最高榮譽魯迅文學獎，我有幸獲得此獎，當然十分高興，同時又有不小的壓力。
記者：注意到一點，《詩刊》主編李少君在談到你的獲獎時表示：2018年你仍然保持創作活力，在《詩刊》上發表了重要詩作。是什么讓你保持著創作活力？
阿信：去年在《詩刊》發表了包括《黑陶罐》、《卸甲寺志補遺》、《風雪：美仁草原》、 《雨》、《蒙古之約》等在內的八首詩作，150行左右，以《雨》為組詩標題。實際上，從2014年起，我每年至少會在《詩刊》的“視點”和“方陣”欄目頭題位置發表一組詩作，2017年又分別在兩期各發了一組，這樣的發稿頻率據說在《詩刊》是一個小小的紀錄。
從2012年恢復寫作以后，我每年的創作量是30首左右，大致穩定，不算多，也不算少。如果以這個速度，寫到75歲，我應該還可以寫600首詩歌，如果能活到米沃什(切斯瓦夫·米沃什，波蘭詩人，1911-2004)那個年紀，就可以寫到1000首，這是個不得了的數字，那該是一本多厚的書��！
在一定難度和水準上持續寫作，直至進入成熟輝煌的晚年寫作，是每個寫作者夢寐以求的事情，那可能會很難，但我愿意以此為目標。保持創作活力的秘訣，我以為就是不斷地學習、不斷地切入生命和生活的現場，保持一顆虔敬的赤子之心。
記者：2012年恢復寫作，該怎么理解這句話？你曾停止了寫作？
阿信：那是我寫作生涯遇見的一次巨大的瓶頸，長達10年。我不愿重復自己，更不屑重復他人，原有的寫作不能令我滿意，新的轉機又遲遲不能出現，那真是一段讓人痛苦又無奈的經歷。
記者：怎么挺過那段日子的？
阿信：無以為繼，只好放下。加之還有客觀上的原因，正好那些年我在單位的中層崗位工作，教務處、組織部、學院辦公室，都是需要全力投入的工作，千頭萬緒，頗為勞神，無暇他顧。
記者：恢復寫作是因為出現了你等待或者說你尋求的新轉機嗎？
阿信：轉機出現在2012年秋天的某一個中午，我從食堂用完餐，繞行湖畔，踩著厚厚的落葉去辦公室加班，看到澄明湖水中倒映出白楊樹的影子，隨水波微微晃動，突然腦海中涌出了一些詩的碎片。我回到辦公室，在電腦上敲下了這些詩句：“白楊入夢。僵硬的枝條/像灰白的手指/探向水底：那里/有一座深淵般的天空。”那真是一次奇妙的體驗，或者就是十年厚積之下的一次噴發吧。從此之后，我進入了步入中年之后的真正意義上的寫作，持續、穩定，直至現在。
記者：在此次評委會給予你的授獎詞中，有一句“字里行間都見使詩歌獲得長久生命力的根的存在”，你認為在你詩歌寫作中，“使詩歌獲得長久生命力的根”是什么？
阿信：這個“根”，我理解就是對生命和存在始終懷有的虔誠和敬畏。很多評論家指出在我的詩中，有自然、有安靜、有悲憫、有神性，他們是對的，這些，是我作品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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