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終于找到了一位可以用我一生來讀的詩人

保羅·策蘭（Paul Celan，1920—1970），20世紀下半葉以來在世界范圍內產生最重要、持久影響的德語猶太詩人。

保羅·策蘭

策蘭原名安切爾（Antschel），1920年11月23日生于澤諾維茨（Czernowitz）。澤諾維茨原屬奧匈帝國布考維納（Bukowina）首府，是個有六百多年歷史的以德奧和猶太文化為主要基礎的文化名城。策蘭出生兩年前奧匈帝國瓦解，該城劃歸羅馬尼亞，1940年以后被并入蘇聯烏克蘭共和國，改名為切爾諾夫策（Chernovtsy）。

策蘭的父親為木材經紀人，母親曾在托兒所工作。策蘭的父母都有著正統的猶太教哈西德教派[1]的背景，“這是一個每周都自覺點亮安息日蠟燭的猶太家庭”。

策蘭從小受到良好教育，最初上德語學校，后來轉入希伯來語學校，也學羅馬尼亞文，但他們在家里只說標準德語。在熱愛德國語言和文學的母親的影響下，策蘭六歲時就會背誦席勒的詩，青年時期開始用德語寫詩。這種對德國語言文化身份的認同，使他們后來對德國人施加于他們的一切都毫無準備。

1938年11月策蘭遵父母之命前往法國圖爾讀醫學預科，次年夏天回鄉探親期間，因戰爭爆發，改在澤諾維茨大學讀羅曼語文學。1940年，根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布考維納地區被并入蘇聯烏克蘭共和國，這樣，策蘭又學起了俄語。1941年6月，德國侵入蘇聯，成為德國軸心國的羅馬尼亞的軍隊進入澤諾維茨，德國黨衛軍部隊跟進，具有數百年歷史的猶太教堂被焚毀，猶太人遭到大肆迫害。1942年6月，德軍進駐澤諾維茨，四萬多名猶太人被強行驅逐到隔離區（后被分批押送到集中營），策蘭顯然有一種災難的預感，6月27日那天，他力勸父母和他一起躲到朋友為他找的一個藏身之地，但父母卻是一種聽天由命的態度。次日策蘭回到家里時，父母已在納粹的“夜間行動”中被帶走。

接下來，策蘭父母被押送到已被德國占領的烏克蘭布格河東的米哈依洛夫卡（Michailowka）集中營。策蘭自己被納粹勞動營強征為苦力，在遠離家鄉的地方修筑公路和橋梁。就在當年秋冬，噩耗相繼傳來：先是策蘭的父親在集中營里死于斑疹傷寒，后是他的母親因為喪失勞動能力被納粹槍殺，據傳脖頸被子彈洞穿。

這就是如奧斯維辛的幸存者、匈牙利猶太作家凱爾泰斯·伊姆萊（他也是策蘭詩歌的譯者）所說的那種“決定性事件”——一個讓人不能逼視的黑洞，它決定了策蘭的一生。

1944年2月，勞動營解散，策蘭回到故鄉，但是，他已喪失了一切。世世代代生活在澤諾維茨的猶太人一大半慘遭屠殺，該城也被蘇聯烏克蘭共和國重新接管。他的“冬天里的童話”“夏天里的童話”（他后來曾在詩中這樣回憶他的故鄉），成了一個“鬼魂之鄉”“烏有之鄉”，成了他在余生中時時會以“有些神經質的手指”痛苦摸索的“一幅童年用的地圖”。（見策蘭畢希納獎獲獎演說《子午線》）

因而策蘭會告別故鄉，于1945年4月前往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謀生。在朋友的幫助下，他在一家出版社找到一份俄語翻譯工作，并開始以“Celan”（這在拉丁文里有“隱藏”或“保密”的意思）亦即“策蘭”作為他本人的名字。1946年，他翻譯的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出版后受到歡迎。1947年，他的《死亡探戈》（即《死亡賦格》）等德文詩作被譯成羅馬尼亞文發表，同時，他也將卡夫卡的《在法的門前》等作品譯成了羅馬尼亞文。但到了1947年12月，羅馬尼亞國王被迫退位，新政權正式成立，幸存的猶太人和政治異己受到大肆迫害，策蘭不得不再次選擇了一條逃亡的艱辛道路，目標是維也納——他自己“童年時代的北極星”。

而這種選擇對策蘭來說，還關涉到一個語言問題。德國納粹殺害了他的父母，這使他從小就講的德語成了“兇手的語言”。但是，他已別無選擇。他已同這種語言長在了一起。他也只能用這種語言寫詩并“說出他自己的真實”。這也就是他為什么會冒險偷渡到維也納——一個可以講德語但卻不是德國人的地方。

在維也納，策蘭憑著他的德語和優異的詩歌才能，很快就認識了著名超現實主義畫家埃德加·熱內和其他一些詩人、藝術家。策蘭很早就受到超現實主義的影響（他一生的創作也都帶著這種藝術特征），在為熱內的畫冊所寫的《埃德加·熱內與夢中之夢》中，他這樣宣稱：

我想我應該講講我從深海里聽到的一些詞，那里充滿了沉默，但又有一些事情發生。我在現實的墻上和抗辯上打開一個缺口，面對著海鏡……

這還是策蘭第一次發表他的藝術觀。他在維也納受到了贊賞，不僅在雜志上發表了組詩《骨灰甕之沙》，他的第一本詩集的出版也在籌劃中（后來因印刷錯誤太多被策蘭本人要求撤回，未再發行）。但對他來說更重要的，是認識了正在維也納大學讀哲學博士的敏感而富有文學天賦的英格褒·巴赫曼。這種相遇對策蘭來說無疑是一種重要的生命激發，如他在寫給巴赫曼的《花冠》一詩中所說，“是石頭開花的時候了”。

保羅·策蘭手稿

1948年7月5日，策蘭從維也納登上了開往法國的列車。作為一個異鄉人，策蘭在巴黎度過最初艱難的幾年后，于1951年11月認識了后來的妻子、法國版畫家吉瑟勒（Gisèle de Lestrange）。吉瑟勒生于貴族之家，從小受到嚴格的天主教教育�？v然她的父母很難接受一位猶太人，但吉瑟勒不為偏見左右，一年后和策蘭成婚。接下來，策蘭有幸獲得了著名的巴黎高師德語文學講師教職。如果他用法語寫詩，他會成為一位法國詩人。但是，命中注定他只能成為一個用流亡者的德語寫詩的猶太詩人。

而德國也迎來了這樣一位注定會改變其文學地圖的詩人。1952年5月，策蘭在巴赫曼（那時她已成為一顆文學新星）的力薦下參加了西德四七社在尼恩多夫的文學年會。四七社為戰后德國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作家社團。在參加該年會后，策蘭又應約在斯圖加特出版了詩集《罌粟與記憶》，其詩歌天賦很快引起注意，尤其是《死亡賦格》一詩，在德語世界產生了人們未曾意料到的重大影響。正是這首具有強烈震撼力的力作，奠定了策蘭在戰后德語詩壇的重要位置。

《死亡賦格》之所以產生如此的影響，除了詩本身的思想藝術力量外，顯然還在于詩背后的重大歷史，亦即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這就是為什么這首詩引起了世界性關注的重要原因。它不僅在戰后德語文學中具有標志性意義，多少年來它也一直伴隨著人們對歷史的哀悼、追問和反思。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認為《死亡賦格》“是一首——也許可以說，是唯一的一首——世紀之詩”。[2]

《保羅·策蘭詩文選》

作者: [德] 保羅·策蘭
譯者: 王家新 / 芮虎
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2-7

但是我們又要看到，策蘭的詩不僅是對“奧斯維辛”的反響。雖然他的一生都是猶太民族苦難的哀悼者和銘記者（在《數數杏仁》的最后，他甚至發出了“讓我變苦/把我數進杏仁”這樣的神圣誓約），但他拒絕讓別人來“消費”他的痛苦，《死亡賦格》問世后的廣泛反響，也引起了他自己的愧疚，并意識到自身創作中潛在的危險。就在《罌粟與記憶》出版后不久，他就曾寫下了這樣的詩句：“無論你搬起哪塊石頭——/你都會讓那些/需要它保護的暴露出來”“無論你說出哪個詞——/你都有欠于/毀滅”（《無論你搬起哪塊石頭》）。

的確，在20世紀下半葉的詩人中，有誰比策蘭更有藝術勇氣和語言的顛覆力和創造力，或者說比他更“極端”的呢？幾乎沒有。我們說策蘭是一位突入現代詩歌最核心地帶的詩人，這不僅在于他的創作深刻體現了時代“內在的絞痛”，也因為他這種卓絕的語言和詩學實踐。

這也就是為什么有那么多當代詩人（包括中國詩人）會為策蘭的詩所吸引的重要原因。在斯坦納看來，斯蒂文斯的詩縱然高超玄妙，但那仍是從“阿波羅的（理性）豎琴”上發出的聲音，但在策蘭那里，他們遇到了一種真正的“外語”，一種真正屬于異質性的東西�；蛘哒f，策蘭的詩，無論我們怎樣去讀，它都屬于“語言的異鄉”。很可能，這就是策蘭最獨特的意義所在。

當然，我們還可以從其他角度來看策蘭。策蘭經常在詩中寫到“手”，在致漢斯·本德爾的信中也稱“只有真實的手寫真實的詩”。策蘭自己的全部創作也證實了，他的寫詩的手是一只痛苦的手，也是一只一直在尋求著真實的手（在他離世一年多前給兒子的信中，他也這樣說：“也想想詩歌，想一想那種總是在尋求真實的詩歌，我將幫你去發現它。”）同時，這只寫詩的手又是一只煉金者之手（“沉默，如熬煉過的金子，在/炭化了的/手中”，《煉金術》），是一只精通現代詩歌的技藝而又充滿了高度獨創性的“創造之手”。

而讓我本人深受感動的，這更是一只自始至終以“被踐踏的草莖”（《帶著來自塔露薩的書》）來寫詩的手。我想，這也是策蘭自己從他悲慘死去的母親那里領受到的神圣囑托，他要以被死亡和暴力所踐踏的“草莖”寫詩，要使那些受害者、沉默者和犧牲者通過他發出聲音。別的不說，我們來看策蘭的長詩《港口》。這首詩以烏克蘭黑海城市敖德薩為背景，1941年10月，大批猶太人在那里被屠殺，但這首詩寫到最后，竟出現了這樣的詩句：

——那時汲井的鉸鏈，和你一起
嘩嘩在唱，不再是
內陸的合唱隊——
那些燈標船也舞蹈而來了，
從遠方，從敖德薩。

這真是一首動人的招魂歌。它不僅具有追憶、哀悼、復活的多重色調。這是苦難中的慶典，穿透了生與死。說實話，當年我翻譯到這里時，幾近淚涌。

正因為如此，策蘭在很多人心目中有了一個遠遠超出一般詩人的位置。我曾訪問過柏林著名的猶太博物館（由猶太建筑師丹尼爾·里柏斯金設計），它的黃顏色老館與外表為銀灰色鋅皮的新建筑體，馬上就讓我想起《死亡賦格》：“你的金色頭發瑪格麗特/你的灰燼頭發蘇拉米斯”。這是有意設計的嗎？肯定。在新館后面，就專門設有“保羅·策蘭庭院”。我想，這比任何國家的“先賢祠”更能顯示一個詩人在一個苦難民族心目中神圣而不可冒犯的位置。

就像“不肯愈合”的傷口，策蘭是一位讀了就不能放下的詩人。這就像詩人多多有一次對我講的：是你在翻譯策蘭嗎？不，是他在要求你翻譯他！因此，1997年秋至1998年春我在德國斯圖加特“孤堡學院”（Akademie Schloss Solitude）做駐留作家期間，我又開始了翻譯策蘭。

那時我主要翻譯了策蘭的長詩《緊縮》和幾十首短詩。除了漢伯格的譯本外，我又有了彼埃爾·喬瑞斯所譯的策蘭的《換氣》。策蘭生前曾說這是他迄今寫下的最有詩意、同時也是最難理解的一部詩集。的確，很難理解，我在那時的翻譯，恰如策蘭自己的詩句所說：“我們交換黑暗的詞”（《花冠》），但這又的確是“最有詩意”的一部詩集。該詩集的開篇即是“你可以充滿信心地/用雪來款待我”（《你可以》），多好��！

那時我還寫下了一篇介紹策蘭生平和創作的文章《從黑暗中遞過來的燈》（后來經修訂作了《保羅·策蘭詩文選》序文）。正因為這些譯作和介紹文章，策蘭的詩漸漸受到更多中國詩人和讀者的關注。2001年春夏，出版策劃人楚塵先生到北京找到我，提出要出版策蘭詩選，我同意了（我本來并沒有出版的想法，因為我還想對這些譯文再“磨一磨”并盡量多譯一些）。

因為我的翻譯主要依據的是英譯，為了更接近原文，再次訪德期間，我請我在斯圖加特認識的移居德國多年的芮虎先生依據德文原詩對我的一些譯作進行�？�，并請他直接從德文譯出一些策蘭的散文和獲獎演說。2002年7月，我們翻譯的《保羅·策蘭詩文選》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收有103首詩和策蘭最主要的散文、獲獎演說辭和書信。

這是策蘭第一部譯成中文的作品集。從各方面看，它出版后受到了很大關注和歡迎，5000冊很快全部售完。對此我也感到驚訝，怎么會呢？但后來當我看到許多讀者在網上談論策蘭，許多很優秀的詩人（比如多多）告訴我他們把這本策蘭詩文選讀了無數遍，甚至還有一些詩人寫詩獻給策蘭，我也明白了：繼荷爾德林和里爾克之后，策蘭對中國詩人的寫作也開始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了。

只是我知道這部譯作的出版過于倉促，所收錄的譯作也不夠全面。因此，2007年秋冬，我在美國紐約州柯爾蓋特大學做駐校詩人期間，我又陸續購買了策蘭《雪部》的英譯本、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約翰·費爾斯蒂納的《策蘭評傳》和他編譯的《策蘭詩文選》等。在紐約州上部的那一場場大雪中，我重又回到策蘭這里來了。

2008年回國后，我也一直沒有放下這種閱讀和翻譯。我又請朋友從美國帶回了策蘭詩歌的其他英譯本和《伽達默爾論策蘭》的英譯本以及一部策蘭研究文集，并從首都圖書館復印了德里達關于策蘭的講演和訪談錄的英譯本、策蘭生前的朋友彼特·斯叢迪的《策蘭研究》的英譯本等等。我也由此給自己定下了一個更高的標準，那就是把翻譯建立在研究的基礎上。約翰·費爾斯蒂納的策蘭評傳對我全面了解策蘭有很大幫助，德里達、伽達默爾等人關于策蘭的論述和解讀對我也很有觸動和啟發。伽達默爾解讀的21首策蘭詩作，大部分我已譯過，正是借助于他精深的解讀，我對這些譯文又進行了修訂。

這一切，也加重了我作為一個策蘭譯者的責任感。2009年2月，我的策蘭翻譯計劃再次得到了德國“孤堡學院”藝術基金會的支持，我又到那里住了一個月。在德國期間，我請芮虎先生對我新譯的一些詩作進行了�？�。此外，在德國新出版的巴赫曼與策蘭的通信集也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重要資料。正是在這期間，我們決定著手翻譯這部重要的通信集，經過數年努力，它得以在中國出版并受到廣泛關注。[25]

《心的歲月: 策蘭、巴赫曼書信集》
作者: [德]保羅·策蘭（Paul Celan)
[奧]英格褒·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
譯者: 王家新 / 芮虎
出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3-7

而在這之后，除了新譯并修訂已譯出的策蘭詩作，[26]我主要從事對策蘭的研究和解讀，寫有《雪的款待：策蘭詩歌解讀》《阿多諾與策蘭晚期詩歌》《也談策蘭與“詩歌的終結”》《在你的晚臉前》《喉頭爆破音：英美詩人對策蘭的翻譯》《從“晚期風格”往回看：保羅·策蘭對莎士比亞十四行的翻譯》等十多篇研究文章，近期還完成了一本策蘭詩歌解讀方面的書。

《雪的款待》
作者: 王家新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0-6

就這樣，閱讀、翻譯和研究策蘭，于我已近三十個年頭，而2020年，就是詩人逝世五十周年和一百周年誕辰的年頭。編選這部帶有紀念性質的策蘭詩選，對我個人來說則帶有某種總結的意味。我從已譯有的380多首詩中選出了近360首詩，并參照德文原詩和不同英譯本及研究資料對它們進行了逐一的修訂。我有某種如釋重負之感。不過，能“了斷”嗎？恐怕不能，我甚至由此還想起了策蘭生命最后階段的詩句：“結成杏仁的你，只說一半，/依然因抽芽而顫抖。”（《結成杏仁的你》）

是的，“依然因抽芽而顫抖”。這部詩選是多年來心血投入和反復打磨的產物，但我不能說它就此終結了我對策蘭的閱讀和研究。這里，我也要再次感謝芮虎先生和其他朋友的大力幫助，感謝眾多詩人和讀者多年來的激勵和期待。一位詩人曾運用策蘭《帶著來自塔露薩的書》中的一個隱喻來評價我的翻譯：“作為一個詩人譯者，他在一種最深刻的生命辨認中側身而行，并以他精確而又富有創造性的翻譯，讓我們在漢語世界里聽到了“那船夫的嚓嚓回聲……”[27]這一切也加重了我作為一個譯者的責任感。我力求把翻譯建立在一個深刻和可靠的基礎上，力求在“忠實”、“準確”和“創造性”之間保持一種張力，力求使這些譯文能經得起多方面的嚴格考量�？v然如此，我只能說我譯出的是“我心目中的策蘭”。我也一再深切地感到了我作為一個譯者的局限。

行文至此，我也愿在這里引出一首策蘭以科隆的猶太人被屠殺的事件為背景的《在踩踏的》一詩。它是策蘭對苦難歷史的轉化，有一種奇異的帶著疼痛的再生感，而它也正可以用來作為這么多年來我翻譯策蘭的寫照。的確，我們經歷了太多太深的“詞的黑暗”，也經歷了無數的障礙、挫折和翻譯的磨難，但現在，是到了“綻開——/氣孔眼睛，/蛻去疼痛的鱗，在/馬背上”的時候了。

是的，翻譯也是策蘭常寫到的命定的犧牲、獻祭和復活，而策蘭的創傷至今也仍內在于我們的身體。在策蘭晚期那首《以歌的桅桿駛向大地》的詩里（伽達默爾曾這樣解讀它：“它從一開始就轉變成另外一種事故。它是天國里的船只失事。”而這意味著“所有希望的粉碎”），在經歷了致命的歷史重創之后，詩人轉而要“進入這支木頭歌里”，并用牙齒“緊緊咬住”。詩人最后對自己說的是：“你是那系緊歌聲的/三角旗。”這是怎樣的一位詩人！他要系緊的“歌聲”，我們在今天還要盡我們全部的生命去系。

（節選自《灰燼的光輝：保羅·策蘭詩選》譯序，

作者：王家新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1月）

[1]　哈西德教派（Hassidic），為生活在東歐一帶猶太人所信奉的正統的猶太教教派。

[2]　沃夫岡·埃梅里希：《策蘭傳》，梁晶晶譯，傾向出版社，2009，第1頁。

[3]　轉引自沃夫岡·埃梅里�！恫咛m傳》，梁晶晶譯，傾向出版社，2009，第108頁。

[4]　《保羅·策蘭、奈莉·薩克斯通信集》（Paul Celan. Nelly Sachs: Correspondence, Tanslated by Christopher Clark, The Sheep Meadow Press, 1995, p24.）

[5]　晚木（Sp tholz），指樹木晚生的木質；春木（Fruehholz），為早生的木質。

[6]　羅馬尼亞裔著名法國哲學家齊奧朗（Emil Cioran）在回憶策蘭的文章中也稱“某位詩人的遺孀出于文學上的嫉妒，在法國及德國發起了一場卑鄙得無法形容的攻擊策蘭的運動”。（Paul Celan: Selections, Edited by Pierre Jor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208.）

[7]　轉引自李魁賢《德國文學散論》，三民書局，1994，第123～124頁。

[8]　Andrea Zanzotto: For Paul Celan, Paul Celan: Selections, Edited by Pierre Jor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209.

[9]　J. M. Coetzee: In the Midst of Losse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ly 5, 2001.

[10]　John Felstiner: Paul Celan: Poet, Survivor, Jew,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98.

[11]　T.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Translated by C.Lenhardt, Edited b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p444.

[12]　Jacques Derrida: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The Poetics of Paul Celan, Edited by Thomas Dutoit and Outi Pasanen,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06.

[13]　Hans-Georg Gadamer: Gadamer on Celan: “Who am I and Who are you？”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Richard Heinemann and Bruce Krajewski,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115.

[14]　艾德華·薩依德：《論晚期風格——反常合道的音樂與文學》，彭準棟譯，麥田出版社，2010，第49頁。

[15]　阿多諾：“在藝術史上，晚期作品是災難。”阿多諾：《貝多芬：阿多諾的音樂哲學》，彭淮棟譯，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第229頁。

[16]　Pierre Joris: Introduction, Paul Celan: Selections, Edited by Pierre Jor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17.

[17]　《斯坦納回憶錄：審視后的生命》，李根芳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第90頁。

[18]　Pierre Joris: Introduction, Paul Celan: Breathturn, Translated by Pierre Joris, Sun and Moon Press, 1995, p43.

[19]　吉爾·德勒茲：《批評與臨床》，劉云虹、曹丹紅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第212頁。

[20]　吉爾·德勒茲：《批評與臨床》，劉云虹、曹丹紅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第10～11頁。

[21]　《保羅·策蘭、伊拉娜·施穆黎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Paul Celan and Ilana Shmueli, Tanslated by Susan H.Gillespie, The Sheep Meadow Press, 2010.）

[22]　Pierre Joris: Introduction, Paul Celan: Selections, Edited by Pierre Jor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22～23, p30.

[23]　保羅·策蘭：《保羅·策蘭詩文選》，王家新、芮虎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第162頁。

[24]　該譯后記發表于《詩林》1992年第2期。

[25]　《心的歲月：巴赫曼、策蘭書信集》，芮虎、王家新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