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思想傳統中，從柏拉圖到笛卡爾，“身體”似乎常常被視為比“靈魂”更低一等的存在。不過在現代社會，身體在人類思想中獲得的重視日漸增多。社會學家希林更是認為，在一個高度風險化的現代社會，身體是人類最后一塊可以進行自我掌控的避風港——它其實是我們所理解的這個世界的中心，通過它，我們才能一步一步體驗和構建世界。
對身體的這種理解其實是將身體視作一個邊界明晰的生物實體。不過，隨著科技的發展，人們對身體的既有理解開始不斷被打破與重塑。在麥吉爾大學文學教授奧利維耶·迪安斯看來，一個多世紀以來，身體逐漸成為“無邊界之地”，“被占有、被感染、被折磨、被解剖，被網絡化”。從各類改造人體的技術到人與機器融合的賽博格想象，作為有機生物體的人類身體，與無機物、動物、信息等之間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
這種對身體的全新想象，其實早已出現在許多現代小說家的文本中。在《金屬與肉體：技術如何接管人類進化》一書中，迪安斯從喬治·威爾斯、卡夫卡和喬治·奧威爾三個膾炙人口的作家出發，剖析了這些文學作品中的身體想象。時代背景影響著一代作家的寫作，這些作家的作品昭示出，20世紀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身體的變形”。而在這種身體的變形中，我們也能看到許多現代危機發生的社會心理，與現代人面臨的根本性焦慮。
以下內容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金屬與肉體：技術如何接管人類進化》，有刪改，小標題為作者所加。
原作者｜奧利維耶·迪安斯
摘編｜劉亞光
《金屬與肉體：技術如何接管人類進化》，奧利維耶·迪安斯著，中國工人出版社 2020年11月版
01
《莫羅博士的島》：變形身體
當代身體是個新世界。這個身體已不再“正常”，它不再是一個固定且被清楚界定和分類（哺乳動物、爬行類動物、卵生類動物等）的實體。身體已被入侵，如今它就像個連體雙胞胎，被捆綁在一個奇怪的畸形復制品（復制它的表征和文化形態）上一般，它作為有機生物的最基本結構底線已被觸及。這個雙重的文化體就像一本可反復書寫的羊皮紙卷。當代身體是模因、表征、行為和人工制品的沉淀，但這些沉淀已被非生物現象污染而變得面目全非。吉爾·德勒茲和菲利克斯·伽塔利合寫的《千高原》一書用“生成” （becoming）這個詞來定義今天的有機變化，它指向的是生物與文化相磨合時引發的一種非線性的、突變的和“癌性的”身體變形。“生成”意味著一個自由漂浮的無地域性的身體，它從自己有形的物理身份中剝離出來，成為欲望和強度的流動體。“生成”強調了深刻的非生物性身體的存在，它是符號網絡而不是器官網絡創造出來的非地域性的身體。
非地域性的身體將自己從自身本體放逐，這個處于不穩定狀態的身體猶豫著應該是去否定還是堅持自己的生物性。我們到底是什么呢？是物質的身體？器官和邊界？又或許變成了流態和透明？到底我們是生物體還是文化體呢？對德勒茲和伽塔利來說，我們是“無器官的身體”（Bodies without organs）。無器官的身體就好比雞蛋：未成形，未實現，液態，浸在柔軟和流動的表征之中，身體器官既無處不在，又根本不知所在，它們的唯一本質就是尚未成形的流動和強度；無器官的身體沒有進化，沒有邊界，毫無規約，無法從生物學角度加以定義；無器官的身體是已轉變為符號的生命體，符號也已具有生命；無器官的身體就是變形的身體。正如威爾斯所說：
“我可以改變的不僅僅是一只動物的外在形態，生物的生理與化學節律也可以被持續改造。……你開始明白，把細胞組織從動物身體的一個部位移植到另一個部位，或者從一只動物身上移植到另一只動物身上；改變它的化學反應和生長方式；轉變它的四肢接連；直至改變它最本質意義上的結構；所有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我唯一最想做的——其實是找出一個活體變形的極致。”
什么是變形身體？變形身體就是與自己的生物體割裂的身體。它是存在的，至少可以部分地存在于生物領域之外，并相對較少地依賴有機生態系統。變形身體就像一個身體宇宙，一個從自身生理、心理和遺傳系統內生發出來的身體宇宙。例如，克隆就是一個變形身體，因為它是不屬于生物界的存在，是一種從概念和文化領域中被創造出來的具身理念。它是一個沒有邊界的身體，從根本上說是文化的不具備生物完整性的生命形式。
變形身體的概念源于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的中篇小說《莫羅博士的島》。威爾斯在小說中闡述了身體的物質性和本質如何可以從根本上被改變，他其實是想告訴讀者，身體沒有絕對的完整性，它只不過就是一種可塑、可變的材料。在莫羅博士的島上，沒有什么能夠阻擋一個物種變換成另一個物種。實際上對于莫羅來說，動物身體只是實驗人或動物變形所需的生物材料，他的變形動物們可以說是活著的莫羅理念，變形動物按照莫羅的意愿不斷發生變形。威爾斯在這個引人入勝的故事里說到，這些活體可以被看作是不斷變化的在生物意義上獨立和可復制的身體形式——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克隆體。
但是，正如我們現在強制改造我們的身體一樣，莫羅對改造生命體的興趣不如說是對改變周圍世界的一種興趣，莫羅把受他折磨的動物們當作工具，用以觸及世界最基本的結構，但其實莫羅對那些受折磨的動物也只是間接感興趣，因為他的主要目的不是塑造身體，而是通過這些身體去操控生物學的基本架構。因此威爾斯筆下的角色是在試圖將身體從生物學范疇中抽離出來，再賦予它們不同的身份以及經改造的生理和新的生物結構。莫羅固執地追求“活體變形的極致”，并不是想看看生物的生理極限能達到什么程度，而是想檢驗有機物質是否可以被轉變成文化意識形態。
《莫羅博士的島》，喬治·威爾斯著，四川文藝出版社 2020年3月版
因此，被這位“醫生”利用的身體已失重，它們所有的物理和有機結構已被掏空，一切倫理、一切絕對真理和一切歷史統統與它們無關。對莫羅來說，身體沒有絕對的權利，它們只是短暫的不穩定的集合體，其形式和功能都是在特定時間、特定條件下臨時產生的。生命體只有和文化糾纏在一起才存在，它的基本性質只有在被文化改造后并被文化塑造成可被改造之物時才會顯現。所以痛苦、損害甚至酷刑在威爾斯的文本以及很多20世紀的其他作品中不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威爾斯創作的基本元素和概念性工具。莫羅則把痛苦看成是改造行為的載體，因為只有痛苦才能把身體從動物的“肉體性”中抽離出來，使它痛苦到任何有機、生物或生理方面都因此而欣喜若狂，痛苦也就必然被置于一邊，痛苦、 煎熬、折磨只是科學的探索方法。奇異而恐怖的莫羅博士殘害、折磨和雕刻著他的生命體們，直到死亡隨之而來，這個吸引讀者、將折磨和痛苦化為他的創造物的文學角色，是當代文化與生物學糾纏過程中常常令人感到痛苦而恐怖的完美象征。
莫羅既是操控基因的科學家，也是假繁衍之名折磨生命的人；他既是整形外科醫生，也是集中營醫生；他是壓抑，是技術，是意識形態。威爾斯就像卡夫卡一樣，在我們的時代來臨前夕猜想到20世紀人們最關心的問題是身體，這不僅僅是因為身體形態將面臨根本性的挑戰，更重要的是因為作為生命的容器的身體特質正在被淡化，其專屬性已經擴展到了非有 機現象。的確，比起20世紀的世界大戰、意識形態沖突或范式變化，人們發現生命體的基本結構才是我們最關注的焦點。20世紀首先是一個關注身體的世紀，是一個有生命的身體（包括人類以及動物）被變形、改造、拆解和被強行澆鑄到不同文化模具和非遺傳框架中去的世紀。整個20世紀對待有生命的身體就如同莫羅對待他的動物一樣，盡管結果可能不總是那么暴力：身體成了很容易被改變的材料，被用來傳播文化現象，諸如意識形態、信息和藝術等。更重要的是，在剛剛過去的一百年里，經過變形和擴展的生命體已經成了一個新的領域，身體已經不再是單單一個“我”了，它變成了幸存下來的媒介、載體——一次次被改變的“重寫本”、蜂巢、系統，成了離散和淡化“我”的殖民地。
02
卡夫卡與奧威爾：越過身體的文化意識形態
變形生物居住在一個專屬的、私人的、與我們的有機世界沒有聯系的世界里。為了活著，變形生物必須制造自己的宇宙，因為那是他們唯一可以存在的地方。這就是卡夫卡在20世紀初看到的和所理解到的�？ǚ蚩ɡг诹艘粋�從根本上發生了無數次變形的邊緣的世界，他和威爾斯一樣預見到了身體是所有這些變化的核心所在。一個新的身體正在變得清晰可見，那是一個飽受社會壓力和政治壓迫的身體，一個基因構成的血肉之軀，一個由螺栓組裝起來的有意識、有思想的身體。就像在他之前的威爾斯一樣，卡夫卡感覺到我們的身體不再專屬于我們，它們變得不再確定和牢固，同時沒有器官和擁有器官，血肉之軀沐浴著政治、科學和文化動力。正如卡夫卡所預見的那樣，我們的身體形式現在已被共享和變形，在這個過程中，技術、戰爭、壓迫、自由和藝術都撒了種并茁壯成長。當卡夫卡寫下《變形記》開篇中那句著名的話“一天早上，當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一部最具影響力的短篇小說就這樣誕生了�！蹲冃斡洝返囊鈭D并不十分明朗，小說閃爍其詞，結局是作為人的那個肉體的毀滅。
事實上，昆蟲格里高爾·薩姆沙已經變成了莫羅的動物之一，半人半獸，不能和自己的雙重人格和解，被上級（老板、父親、房客）訓斥，生活在一個完全與世界隔絕的地方，即他的房間。格里高爾唯一能解脫的方式（像莫羅的動物們一樣）就是自己的死亡，而他的家人對此幾乎完全無動于衷。在這個文本中，人與其身體之間的關系已猛烈腐化蛻變到外部壓力對控制那個新滋生的生命體再也無能為力了。
格里高爾·薩姆沙一覺醒來，已發生徹底變形，這就是最終導致他不惜一切代價試圖逃離所在的社會等級結構在他身體里的向內爆裂。格里高爾變形后的身體不僅歪曲了任何關于“正常”人體的看法，而且還是從外部對人類身體進行控制的所有可能性的濫用。事實上，格里高爾·薩姆沙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去人性化的身體不僅會腐蝕棲息于這個身體的人，而且也會腐蝕歸附其中的社會結構。但小說最引人入勝的地方還是昆蟲格里高爾在擺脫社會壓迫的同時，也被剝奪了其作為生命的特權，他的身體不能再被劃為人類身體的一類，因此也就不能像正常身體一樣受控制。因此，格里高爾所經受的變形像20世紀晚期眾多賽博朋克風格的人物一樣，成為一種退到不同表征領域的方式，那里不再會有“正常”世界的壓抑力量。格里高爾越是變形，他就越不需要思考人類問題；越是變形，就越是遠離人類，也就越能擺脫人類需求。他的去人性化就是他的自由。
《變形記》，卡夫卡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8月版
20世紀那些變形的身體在痛苦中掙扎。文化身體或者說變形的身體通常也是痛苦的身體。身體經過改造后變形既是一種重生，也是痛苦的小產。莫羅的動物們、昆蟲般的格里高爾·薩姆沙以及20世紀很多很多被雕刻和改造的身體，它們都具有這種雙重性。奧威爾在《1984》 中寫道：“溫斯頓，一個人是怎樣向另一個人彰顯他的權力的？”溫斯頓想了想說：“讓他受折磨。” “太對了。讓他受折磨。光服從還不夠。除非他受盡折磨，不然你怎么確定他服從的是你的意愿而不是他自己的呢？權力就是讓他遭受痛苦與恥辱，把人類思想撕得粉碎，然后再按照你自己所選把碎片重新拼合起來。好了，現在你是不是開始明白我們要創造的是個怎樣的世界了？它和那些老派的改良者們所想象的愚蠢而享樂至上的烏托邦可是恰恰相反呢，這是個充滿恐懼、背叛和痛苦折磨的世界，一個踐踏與被踐踏的世界，一個在自我完善道路上變得越來越無情的世界。我們在這個世界的進步都是朝著越來越痛苦的方向，過去建立起的各種文明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建立在愛與正義之上的，而我們的文明卻是建立在了仇恨之上，我們的世界除了恐懼、憤怒、耀武揚威和自貶自卑之外，再無其他情感。我們要摧毀其他的一切——摧毀一切。”
當然，對于每一次變異，一定程度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過去一百年里所遭受的痛苦程度不只是變形的結果，那種與文化身體關聯在一起的恐怖是根植于一種新的社會等級制度的興起：文化體原教旨主義者（cultural-body fundamentalists）。莫羅就是這樣一個原教旨主義者，也就是他拒絕承認身體在生物意義上存在獨立自主性。對他來說，身體除了傳播文化，沒有任何其他功能。這樣的人會認為身體沒生物特異性，它的有機存在只有在為龐大的意識形態服務時才是有可能的。
一個文化體原教旨主義者會將個人置于完全屈從于文化的地位；由此操縱個人行為的既不是群體，也不是個人，甚至不是個人所屬的種族，即使看起來像是。文化及其傳播成了他唯一關心的問題。對于文化體原教旨主義者來說，有機自主的個體身體 是文化傳播的障礙，只要有一個身體在發揮作用，它就不會單是服從，因為這意味著有意識，它必須真的消失——為了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文化體必須本體失重，從生物和人類基礎上將之切掉和抹去。
打個比方，對希特勒來說，集中營囚犯的身體只有一個用途：傳播納粹意識形態。身體經受折磨、恐懼和痛苦，不僅僅是因為暴虐剝奪了它任何人性的痕跡（使它完全消失：集中營的囚犯并不是作 為人這個實體存在，而只是作為納粹主義的象征），其實更是因為身體的如此變形能夠使人震驚、恐懼和害怕。對納粹的暴行反應越大，我們就越難做到視而不見。隨著納 粹暴行的公之于眾，受害者的尸體不再被視為人，而是成為統治、恐怖和壓迫的象征。身體受虐越甚，它就越是能轉化成一種象征；施予身體的痛苦越大，納粹的意識形態 就越好地被存續起來，并被永遠地植入了社會想象之中。納粹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消滅猶太人、吉卜賽人和他的政治對手，也不是要創立一個隸屬于某種意識形態的“種族”，而是想通過時間和歷史去傳播納粹的意識形態。希特勒所說的雅利安人也不過是一種被完美改造的文化體罷了，不具任何人類特殊性；每個雅利安人也不過是納粹意識形態機器的一個齒輪罷了，與集中營的囚犯相比，其絕對價值是一樣的。
無論是雅利安人還是集中營的囚犯，他們都存在于同一個文化生態系統之中，那就是希特勒的恐怖生態系統。很多人都會因為希特勒夢想的千年帝國如此短命而嘲笑他，但令人遺憾的是，似乎短暫的壽命從歷史和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或從模因的角度來看，比什么都更接近真實，正是因為納粹能夠震懾集體想象力，使其意識形態傷痕累累，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短期內是不會從人類社會的意識中消失的。納粹的意識形態已經成為一套地方性模因，它以恐怖作為生存載體滲透到了文化環境之中。被扣押在集中營的囚徒被擺布、折磨和改造，為的就是讓他們作為納粹威懾力的象征而被永遠記住，永遠成為我們集體記憶的一部分。雖然很有可能出于一種無意識，但是納粹已經明白了這樣一個可怕的公式；在我看來，他們對記錄、拍照和拍攝一切的狂熱是不可否認的證據。改造過的身體本質上是一種特定文化的生存載體，因此它可以存活得更久，也能更頻繁地進行傳播。
《1984》 喬治·奧威爾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新經典文化2010年4月版
這樣就等于，每一個被改造過的身體，無論在小說中還是在現實中，都參與了某種特定世界認知的傳播。比如在數字文化中， 每個整形手術、每個文本、每部電影以及變形身體的每個形象都在傳播人和機器的相互糾纏。變形的身體不僅僅是一個文化產品，更主要的是它往往還是一種文化生存的載體。文化體原教旨主義者們已經明白了這一點。意識形態存活下來的關鍵以及意識形態永恒不滅的關鍵，不是壓迫肉體或恐怖驚駭本身，盡管它們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是創造出了已完全擺脫任何有機需求的無機文化體，這些“身體”能夠在人類想象的意識形態和模因屬地中不受阻礙地自由游走。
如果說痛苦足以讓動物屈服和把它改造得不再認識自己（比如說威爾斯的故事），那么痛苦的力量往往不能強大到擊垮一個人。事實上，整個20世紀的文化體原教旨主義者們已經悟出了這個道理，僅僅折磨一個人的身體是不夠的，而要打擊其最深刻的架構體系，消滅其最深刻的個體特性，其中必須要做的就是讓其周圍的世界消失，讓其心甘情愿地融進文化的生態系統中去，周圍的有機世界必須逐漸消逝于無形之中。奧威爾曾寫道：如果你想要一幅未來的圖景，那么想象一下自己的一只腳正踩在一張人臉上就行了——永遠如此。……記住是永遠如此。那張臉會永遠在那兒隨你踩踏。異端分子、社會公敵都永遠在那兒，好讓你反反復復復地打敗他們、羞辱他們。自從你落到了我們手里，你所遭受的一切——就會永遠如此，而且會更糟糕。間諜活動、叛黨賣國、逮捕監禁、嚴刑拷打、裁決處置、毀尸滅跡，永遠如此，永無終止。這是個恐怖還揚揚得意的世界。政黨越有力量，就越不容忍；反對力量越弱，獨裁暴政就越嚴酷。
誰不會被《1984》這本書震懾和感動到呢？誰又不會為茱莉亞和溫斯頓而哭泣呢，也許他們唯一的錯誤就是活著和相愛了吧？我至今還記得第一次看到這本書時的情景，那年我二十歲，從大學圖書館借出《1984》這本書的那一天起，我怎么都不會預料到最后自己會陷入如此情緒。突然之間，世界的無數欺騙都暴露無遺；突然之間，人類的殘忍和恐怖顯得如此浩浩蕩蕩。國際宣傳機器變得如此清晰可見和精準明確。這本書的故事無時無刻不在我的世界徘徊，甚至于在我工作時、好幾個小時的洗碗勞累時，都要擠出哪怕幾分鐘的時間去追尋溫斯頓和茱莉亞的悲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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